余华的《活着》，曾获得过很多奖项，特别是一些外国的奖项。
听说也曾疗愈了很多人，因为小说中主角的亲人都死光了。对比之下，很多读者心灵得到抚慰与平衡。
但坦率讲，书里不少故事情节，于我而言，真如一首歌所唱的，《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或者说，我不喜欢。
最突出的，是最后让那个孩子，名叫“苦根”，仍然让他吃豆子被胀死了。
为什么一定仅留福贵一个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再留一个呢？比如苦根。
我觉得，小说中的巧合与冲突固然重要，但让读者看不到一丝明亮、一点希望，也不好。
另外，一些具体情节，我觉得不合逻辑，而且这些情节并不是故事所必须的。
这样的设计，有点荒唐，有点抹黑国人。
举几个例子——
福贵在青楼赌了一夜，想着有半个月没回家了，就把那个胖大妓女从床上拖起来，让她背着福贵回家。胖大妓女嘴里嘟嘟哝哝的，说雷公不打睡觉人，她才刚刚睡下，又被叫醒。福贵就把一块银元往她胸口灌进去。胖大妓女背着一个大男人，一路小跑……
再有一个情节。福贵被国民党军官拉去当兵，后来部队被包围。国民党飞机空投大米和大饼。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向牲畜一样扑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出的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和野狼没什么区别。”
抢大饼的人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去扒他们脚上的胶鞋，有些脚没有反应，有些脚乱蹬起来，我们就随手捡个钢盔狠狠揍那些不老实的脚，挨了揍的脚抽搐几下都跟冻僵似的硬了。我们抱着胶鞋回到这个坑道里生火。”“我们三个人边煮着米饭，边看着那些光脚在冬天里一走一跳的人，嘿嘿笑个不停。”
福贵他们几个人，把战友脚上的胶鞋扒下来，还用钢盔狠狠揍那些脚，再把胶鞋当柴禾烧来煮大米。看到战友冬天光着脚在地上一走一跳，他们嘿嘿笑个不停。
福贵他们是人吗？会这样吗？
没有最荒唐的，只有更荒唐的；没有最丑陋的，只有更丑陋的——这是作者所展示的。
再看这一段。国民党部队被包围之后，打仗，每天都有几千号伤员被抬下来。“我和老全、春生”“看那些抬担架的将缺胳膊断腿的伤号抬过来”“隔上不长时间，就过来一长串担架。抬担架的都猫着腰跑到我们近前，找一块空地，喊一，二，三，喊到三时，将担架一翻，倒垃圾似的将伤号扔在地上就不管了。伤号疼的嗷嗷乱叫，哭天喊地的”“伤号起先是一堆一堆，没多久就连成一片”“天一黑，又下起了雪”“我们就听着躺在坑道外面几千没死的伤号呜呜的声音，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
倒担架上的伤员，就像倒垃圾。作者想象力确实丰富。
还有这一段，也是莫名其妙的。二喜和凤霞生了孩子，就是苦根，“这个孩子还在他爹背兜里的时候就会骂人了，生气时小嘴巴噼噼啪啪，脸蛋胀得通红，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只看到唾沫从他嘴里飞出来，只有二喜知道他在骂人呢。”“苦根会走路、会说几句话之后就更精了，一看到别的孩子手里有什么好玩的，嘻嘻笑着，拼命招手说来来来。别的孩子走到他跟前，他伸手便要去抢人家手里的东西，人家不给他，他就翻脸，气冲冲地赶人家走，说走走走……”
二喜特别勤劳善良，对人特别好，他带的孩子，怎么就这么丑恶的呢？
……
我读的这本《活着》，是作家出版社的版本。
书的最后，是外国媒体的评论，各种高度评价。
我也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也是中国最基层农村里的一分子。一路走来，我跟很多60后、50后、40后甚至30后打过交道。
中国当时的农村以及农村人，是这部书里描绘的这样吗？人们是这么丑陋的吗？军队里是这么残忍的吗？孩子是这么无知和粗野的吗？我看到的、听到的，不是。
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小说，也不应该这样凭空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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