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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2:28睡,5:05起床
有大困惑:
语文教学,偏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自以为)地谈智论道,觉得将思之味、思之趣、思之果呈现给学生,可以将文学(或曰文章)与学生个体生命、当下际遇融通,善莫大焉。
可是,这是否有“华而不实”之嫌?这于学生有大收获是否乃一厢情愿?如此着力点与博览悦读,与诵记蓄能相比,功效孰优孰劣?
回顾自己求学过程,感觉语文老师“精心”所授殆全灰飞烟灭;并且搜肠刮肚也找不出哪怕一篇课文、一堂课之铭记于心者。如此,师者到底教了什么?师者在学生语文能力提高之路上到底扮演了什么?
回顾自己的语文之路,倒是认为有以下关键点:1.自高中时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坚持了高中3年,大学4年,工作后至少11年)这对写作能力提高是决定性的。2.初三时邂逅一篇小小说,遂爱上课外读书,(高中订报刊,大学泡图书馆,工作后购书读书)这对提高读写水平至为关键。
是不是方向有偏差?是不是还有更佳教学方式?
二、继续读陈日亮《救忘录 一个特级教师的读书零札》(46-66)
语文教学,就阅读而言,授课的目标定位为让学生学到课文精蕴也许是不恰当的。文章的精美,须靠阅历和修养去综合领悟,语文教学的任务仅在涵泳,即养成细心推求文字的良好习惯,而不可能包揽阅历和修养令其速成早熟。故当立“习惯”、“方法”为教学主旨。学生多视现代文阅读为畏途,同这种超速超前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
古人是聪明的,他们不强令学子解读文文而只督促其熟读背诵,使其积累既厚,到了人生阅历及文化修养至于一定程度,则厚积而生发之机骤至,功莫大焉。
中学生作文,究竟最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以为仍然是“清通”二字。只要看看当今学生之所写,一片花团锦簇,让人看不清是花是草是泥是土,何丝何线,孰横孰纵。不清又哪来的通?基础不正不牢,上层的堆垛再新再美,哪一天轻轻一震,即成瓦砾,岂能不妨?
鲁迅一生购书,有书账可查者计9600册,不含拓片6906张。
刘绪源评梁实秋散文,认为梁的幽默风趣太过规范整齐,不够潇洒和大气,由于幽默太突出、太显眼,又用得如此普遍,以至被读者一开始即过高地期待,反而伤害了通篇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至不能将兴趣自然地投射于全篇。和周作人的散文比较起来,就相形见绌了。
刘所指评,深中我怀,然未经其指出,只有感觉而已。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采取简单的否认和拒绝的态度。我们不能当鸵鸟,必须面对现实。而且大众文化确实有它的特点与优势,有它的群众基础,对其采取贵族似的歧视、否认态度是不足取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即使是最好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也是显示一个时代文化的平均数。如果完全沉迷其中,拜倒于它,迎合它,进而为它所控制,那必然导致思想和文化的平庸化。它是一种消解力量,所谓休闲是有消解力的,会导致知识分子思想的批判锋芒的丧失,思想的创造力的丧失。这就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危险性所在,如果缺乏警惕,弄不好是会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
关于学习语法与言语实践,严复说了以下一段话——
庄周曰: “生于齐者,不能不齐言;生于楚者,不能不楚言。”小儿之学语,耳熟口从,习然而已。安有所谓法者或!
“耳熟口从,习然而已”实在应该视作学语习文的一个重要规律,一切教与学,都必须在这一规律下进行。
严复,我认为,只讲“文谱”(文章做法)是学不好文章的: “使徒执是编以为已足,是无异钞食单而以果腹,诵书谱而废临池,斯无望已。”他还认为: “诚欲精通英文则在博学多通,熟之而已。”
其实,精通汉文岂独有异? “博学多通,熟之而已”,是掌握一门语言的唯一法则,一切教与学,都必须循此而实施。
三、继续读熊芳芳《语文审美教育12讲》(95-134)
人必有痴,而后有成。(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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