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

照片中的父亲，穿着军绿色的中山装，黑色板裤，一双白底黑帮的布鞋，站在玉米地里，怀里抱着一架手风琴，戴着一副金丝腿眼镜，很儒雅的样子。

而父亲，对我来说，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六七岁的记忆加上长大了的听人们说。

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身穿一件好长的青色棉衣，往来于家和学校的路上，在家门口玩耍的我总是第一个看见远处父亲的身影，而后连跑带叫的扑向父亲，父亲也总是早早下了自行车，等我扑进怀里，而后把我抱起放在自行车的横梁上，捎我回家。记得那棉衣的里面有长长的羊毛，我被裹在里面，很温暖长大后我知道那样的衣服我的家乡人叫皮褂子。

记得父亲有好多好多书，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连环书，（我们叫它小人书）什么《西游记》、《红楼梦》、《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呼家将》、《杨家将》等，这些连环书让我们在本村孩子面前能显摆好久，我呢刚上一年级没认多少字，读不懂就让父亲给我讲，父亲呢只要有时间就会耐心给我们讲故事，我呢又把父亲讲下的故事断章取义的讲给村里的孩子们。

还记得我读书闹得笑话，《岳飞传》中有一章  气死金兀术 笑死牛皋，正好家里墙上贴着一副画张，内容正是这个，我有模有样的站在画张前给家里来的客人讲：气死金兀术（shu） 笑死牛皋。父亲听到了纠正说金兀术（zhu）我煞有其事纠正说：爸爸你读错了，是金兀术（shu）算术的术。爸爸和客人便大笑起来。那时的我居然认为那笑是对我夸赞的笑，我就也笑着跑了。我给客人讲《西游记》我把齐天大圣，读作了齐天大怪，父亲耐心的给我纠正，并把圣和怪写在纸上让我辨认。

我上一年级，恰逢父亲在村子里的小学当校长，有一次我抢了同学的沙包，并把它扔到了教室房顶上，同学给父亲告状，父亲踢我一脚罚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他帮那个同学从房顶取下沙包，安慰那个学生。而后警告我不许再抢别人的东西，上课铃响才放我回班里去。

与父亲的故事在记忆里就这么几个片段。这几个片段也就沉淀成了童年的父爱。

让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是学校的父亲的那间办公室，地上铺着谷草，父亲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安详的睡在上面，哭的声嘶力竭的母亲被学校和村上的人拖出了那间办公室，我也被拉出那间办公室，门便被上了锁，天黑了。在哥哥姐姐的哭声和一些人的哽噎中我知道父亲死了，因为年纪小，第二天我居然不曾流泪哭泣，还和村里的孩子在家门口跳方格，被年已18的大姐踢了几脚，我才放声大哭，我想那时的哭，绝对是因为被姐姐踢疼了，而非父亲的去世。之后便是家中熙熙攘攘来了很多人，母亲一度哭的晕过去几次，清明时节飘飘洒洒的雨一直下了两天，到父亲出殡那天的清晨雨停了，按家乡老人们的话说“那是天吊孝”。

记忆中那天早上一起去埋父亲的人很多，有许多学生举着花圈，有许多人跟在送葬队伍中，其中许多脸孔我一点也不熟悉，他们流泪，抽噎，我那时的年龄理解不了为什么？只记得大人们说，那是我们那个地方最浩大的一场葬礼，还有人羡慕地说：“我死了要是象马敏忠那样（父亲的名字）有那么多人送那么多的花圈，也不枉白活一世。”小时什么也不懂的我曾经把那话当做一种自豪。

之后的记忆便就是家乡东沙滩里，每年都要去几次，那里有我家的祖坟，父亲也埋在那里，小时候随着二爷爷、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去烧纸。慢慢长大，哥哥姐姐出嫁的出嫁，工作的工作，更多时候我一个人戚惶的行走在去东沙滩的那条柏油路上，一个人很虔诚的在父亲坟前烧纸，甚至有两次铺着蛇皮袋睡着在父亲坟头几个小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知道我与别人竟是那般的不一样――我是寡妇家的孩子。父亲只是记忆里的一个影子。

父亲去世，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四人，在农村种田生活，记忆中的日子也是非常的艰辛。

四年后，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姊妹四人辗转到城市，开始了城市生活，离开那些我熟悉的乡邻。听说我们全家能进城那是因为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平反。

                  母亲眼中的父亲

母亲会闲来无事可干时，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听母亲说，父亲出生于194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是我们那地方极少有的大学生，父亲一直教高中语文，那时高中只有两年，父亲教出好多优秀学生，但凡在我们那地方有点出息的都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毛笔字钢笔字写的极好，他的学生模仿他钢笔字的很多，模仿得极像的有那么几人，比如北关小学的王校长、酒泉财校的张主任等。因为毛笔字写得好，春节队里的人排着队到家里找父亲写对联，所以每年春节前，父亲必然在院子里摆开阵仗，等乡邻来写对联，甚至有时红纸都是父亲买好裁开了备用。所以父亲在乡邻们眼里是一个文化人，一个很受尊敬的人。

母亲说父亲是很有文采的人，在学校很受学生欢迎和尊重，父亲会拉手风琴，会吹笛子，会讲俄语，会跳苏联舞蹈。乡中学最初的学校负责人就是我的父亲，那时还没有所谓的校长这个称呼，每年中学的文艺演出父亲会组织教师、学生排练节目，当然父亲也拉手风琴，什么《喀秋莎》《红梅花开》《樱桃好吃 树难栽》是父亲经常拉的曲目。

听母亲说，父亲虽然是一名正牌的大学生，而母亲却是位典型的农村妇女，而且母亲的成分很高，父亲和母亲原属远方的亲戚，母亲是地主家庭出生，用那时的话说属于初高毕业，母亲说有一次他她进城办事，在酒泉城西大街遇到了父亲，而后父亲的家人便请媒人去母亲家说媒，没有太多繁琐的礼节就这样母亲嫁给了父亲，那时候农村干活是需要劳动力的而父亲在乡上的中学教学有固定的工资，一方面父亲没有时间帮母亲在田间干活，另一方面父亲也根本就干不了农田的活，用母亲的话说父亲除了会教学，在农村就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一介书生。所以每次母亲在田间干活的时候，父亲就在田埂上走来走去陪母亲说说话。母亲下地回家还要做饭，喂饱我们几个孩子和父亲。感觉中父亲就是典型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母亲说父亲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的这些朋友有做老师的有其它行业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好酒的人。逢年过节我父亲会呼朋唤友来家里喝酒，下酒菜多数是母亲辛苦养的老母鸡，据母亲说每年养二三十只鸡，几乎全部被父亲叫来的人喝酒时吃了。每每母亲抱怨的时候父亲就开导母亲说：“千金散尽还复来，一只鸡算什么”。母亲说父亲是一个积极好面子的人，为了顾及父亲的面子，每次家中来了客人母亲表现的很热情，否则人走后就会受到父亲的指责。父亲会笑话母亲好赖也算是大家闺秀，不懂待客之道。父亲还会批评母亲说：“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也是读书人书读到哪里去了？”这样的话问的母亲哑口无言。

母亲说我们虽然住在农村，但是父亲却是一个极其讲卫生的人，每到周天父亲就会用香皂帮我们洗手，给我们姐妹三人洗头梳头。夏天的时候会用一个大的洗盆晒水给我们洗澡。偶尔闲暇的时候还会带母亲和我们去城里逛逛，给我们买我们喜欢吃的水果糖，桃酥等。

母亲说，那时候，水果在农村还是一种稀缺物品，偶尔村子里有牛拉车拉着苹果换麦子玉米。在母亲眼里粮食也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母亲总舍不得拿麦子换苹果给我们吃，而每每父亲看到了总会用簸箕端许多的麦子，换一箩筐的苹果让我们放开了吃，母亲责备时，父亲总会说：“酒肉穿肠过，瓜果是一秋。孩子们想吃就让他们吃吧，无非就是搭了一点麦子。”

母亲说父亲在乡中学教了20多年学，在家长和学生中一直很有声望，乡中学重新建校时，乡政府批给建学校的地方就是一片戈壁滩，父亲领着全校师生打土坯子，砌墙，用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在戈壁滩上建成一所大的中学，学校收初高中学生，学校校墙周围的种上了白杨树，沙枣树。正当父亲干得起劲时，在76年路线教育时受到文化大革命余波冲击，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党籍、撤销学校领导人职务，下放到乡村一所小学去担任校长。

母亲说父亲是一个极其要面子的人，这样的撤职下放对父亲来说可谓奇耻大辱，从此以后父亲开始经常醉酒，对工作也不上心，学校管理上也有许多的问题，因此常常会受到上面的人的批评，父亲越发的心灰意冷，三年期间父亲被调离了三所小学，虽说每到一所小学都担任校长，可是父亲还是郁郁寡欢。第三年的时候父亲调到我们村子的小学担任校长。父亲的好酒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

1979年那是中国历史史上的一个春天，邓小平上台，开始拨乱反正，父亲的一些老同事，同学问题得到了平反，父亲曾经写了报告多次请求平反自己的问题，久久得不到回信，看着一拨人问题得到了平反，而父亲的问题上面始终没有什么答复，父亲绝望了。

母亲说父亲没有熬到自己问题平反的那一天，是因为父亲意志太薄弱。

父亲的去世在我们那一直是一个迷，对父亲的死有多个版本，一种说是父亲酗酒过度酒精中毒而亡；一种说父亲可能有心脏病是心梗而死；也有人说父亲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得不到平反绝望而自杀。

母亲说她也搞不清父亲是不是自杀，但是父亲去世以后在父亲的办公桌的抽屉里用备课计划本写下的长达17页的一封信，在信中父亲指责了那些曾被父亲提拔重用而后在运动中给父亲贴大纸报写标语的卑鄙小人，说他们无中生有，黑白颠倒。母亲说父亲在运动中被学校的老师揭发，说父亲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被污蔑为叛国亲美，父亲会讲俄语被定名是有间谍嫌疑，父亲与女老师关系比较好，就有了作风问题。

母亲说最让父亲受不了的就是在揭发的那些人当中有父亲的亲妹夫，他的亲妹夫跳的最高。母亲说父亲去世后在偶然的一次，母亲在乡政府的档案室看到了父亲的档案上面有我的亲姑父写下的证词证言，证词证言的后面有姑父按下的手指印、签下的名。在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平反时，我的姑父被任命为该中学的教导主任。

母亲说父亲留下的信最初被亲戚家的一个男孩子看到了，那个男孩子也曾经是我爸爸的学生。他看完信以后泪流满面，把信交给了我的二爷爷，这件事被我的姑父知道了，在姑父的怂恿下我的二爷爷把17页备课计划纸撕了个粉碎，扔在了院中的一棵小树旁，就在我母亲哭得稀里糊涂的时候，我的姨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母亲，并且姨妈把那些碎纸片全部捡了回来，用一个布包包了起来交给了我的母亲。父亲下葬几个月后，母亲用白纸把这些小纸片一点一点的拼凑，在父亲的那个学生的帮助下，17页备课计划纸基本复原。

母亲说在父亲的葬礼上，应父亲学生们的要求，要给父亲召开一个追悼会，我的姑父――父亲的亲妹夫却不断阻挠，说“现在大首长都实行默默告别，这追悼会就不需要开了吧。”最终在乡政府领导的主持下，在我们的那个学校为父亲召开了一个追悼会。

母亲说在后来的生活中她特别的记恨我那个姑父，尤其是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平反而我的姑父却调到了市里面教研室进行工作，母亲说这种人就是踩着别人肩膀上去的人。

母亲说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如果不是因为那次运动，如果父亲还活着，绝对会被政府重用，母亲和我们姊妹四人也不用受那么多的罪。

母亲说时间又过去了两年，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平反，许多人都说死者已矣！活着的人都顾不上，马校长的问题再也得不到了平反了。

母亲说世界总是好人多！在父亲结交的朋友和他的学生中有许多有才华的人，有许多父亲的老朋友为父亲的事叫冤。有人给母亲出主意让母亲到省上上访，并且替母亲写了材料。

母亲说在父亲的这些好朋友的帮助下，母亲到了省上找到了当时省长李子奇，把父亲的情况反映了上去，当天母亲就被本市教育局派人从省城兰州接了回来。

母亲说在1984年的时候，母亲接到了教育局通知，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恢复父亲党员身份，解决母亲和我们姊妹三人以及因为小麻痹瘫痪的姑姑的户口问题（此时的大姐已经出嫁，嫁在了农村）教育局考虑到我家家庭实际情况，安排我姐以工代干，去乡下学校教学。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母亲絮絮叨叨中的这个样子。

            别人眼里的我父亲

时隔多年，我长大了，也成了一名教师，在我上师范时，我的语基鲍老师已经白发苍苍即将退休，不知从哪里听说我是马敏忠的女儿，他说他曾经是父亲的老师，他对父亲的评价非常高的，他给我讲了父亲上学时的许多趣事。记忆中父亲便是一个有趣的人。

进城以后我们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女人，非常的优雅漂亮，母亲让我们叫她牛姨，她时常会接济我们一些吃的用的，后来我知道那是父亲担任中学领导人时分配下去的女教师，也是爸爸作风问题中的女主角！她告诉我们所谓父亲的那些作风问题全是子虚乌有的，那都是包藏祸心的人栽赃陷害的，她非常的敬佩父亲，欣赏父亲的才华，也非常的同情父亲的遭遇，父亲的英年早逝让她感到惋惜不已。从她的谈论中我知道了父亲是一个风趣幽默才华横溢的人。

多年以后，我在宴席中偶然听到几个岁数比我大的同行在谈论他们的马校长，我清楚他们嘴中的那个马校长就是我的父亲，在他们眼里那是他们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最务实的校长。

我的父亲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小时候父亲给予我的记忆太少太少。长大了对父亲的印象就只能是别人说的这样。

父亲是在1981年的清明前去世的，享年仅有42岁，如果父亲今天还活着他已经有78岁的高龄。正是含饴弄孙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