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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我的父亲苏秉琦》
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为此，必须建立史论结合的、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
入夜，街面人头攒动，舞狮子的队伍挨家挨户从这头舞到那头，做各种表演，高潮都是由狮子大嘴里伸出一只手，设法抓到各个商店赏的红包。许多商家人员都是站在二层楼的外过道上，手持一个悬挂大红花的长竹竿，花里面捆有装钱的红包，来回晃动，舞狮队则要千方百计抓到。此时，围观的观众时而为舞狮队出主意呐喊，时而为举竹竿的人大声加油。在这传统节日里，我们的民族依然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1907 年，高阳人李石曾（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留法第一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在巴黎创办了中国人办的第一家企业“豆腐公司”（那时，法国经济困难，牛奶价格很贵，李石曾把在高阳老家学来的豆浆、豆腐制作技术引入法国，受到欢迎）。他从老家河北省高阳县招来四十多名同乡青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试行“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方法培养人才，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
1950 年，我曾问过三伯父，厂子为什么起名为“仝”，而不是同志的同。他喜形于色地问我：“铁路局的标志是个火车头，你注意到了吗，那个发明标记的人得到了几千斤小米呐。”我说我知道，像个火车头。他又说，它上面是个人字，下面的铁轨像是个工字，合起来是工人，构思巧妙。咱们厂子的仝字，不也是工人二字吗，思想很进步吧！
来到北平后不久，他报名参加了位于西城区北沟沿路（现名赵登禹路）西侧的北平工业学院的入学考试。期间看到该学院的设备陈旧，校园里空气沉闷，比不上师范大学等学校，担心在此学不到多少技能。在与同乡和新认识友人的接触中，他深深感到国家的形势严峻，青年的责任重大，“国不保家也难保”，于是在接到工业学院录取通知书后，没去报到，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 —— 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他也隐约想过将来当个历史老师，站在讲台上向青少年讲述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史及屈辱的近代史。于是他调头报考了爱国气氛浓烈、学术思想活跃的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文预科（那时各地的中学水平不一，所以要先读两年的预科）。半个月后，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了。
三伯父更加醒悟：现今国家难保了，村镇和自家也难发展生存了。他回到老家劝说大伯父、二伯父后，家里的不满情绪才慢慢有所缓和。几年过后，家里人逐渐觉得这老四还是很有远见的，也将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冯玉祥一口的保定府口音，遇到我父亲也说乡土话，立刻拉近了距离。父亲还陪同冯玉祥一家去探望了泰山孤贫（儿）院两次，也去过冯玉祥办的小学（今冯玉祥小学）。
父亲对大学的学习生活很是满意，曾多次说，这六年太重要了，使他懂得做人，是他成长的定型期。首先，自己的思想在与进步青年的交融中得到提升。其次，许多老师的治学精神对他的教育和熏染作用极其深远
北平研究院得到的经费资助也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中央政府拨款。我父亲和李石曾相识后才惊讶地得知，他也是高阳人，且和我的三伯父也有过良好接触 —— 三伯父去南方考察也来自李石曾的倡导。
在徐老伯的长期指引下，他的脑海里逐渐酝酿形成了他晚年时呼出的理想：为重建中国古代史（史前史）而努力。
父亲说：郭沫若在 20 年代对中国考古学的地位和任务，写得很明确也很正确。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是‘鸡鸣不已’的时候。”这句话很是“激动人心”，使得这个学科从一开始就很健康。所以我这个从业者，光凭这一点，也要对他尊重，我就把这个守住。别人对他杂事的议论在我这里并不重要。
徐旭生告诉了所有考古工作人员的一个行规：绝对不和收藏文物沾边，这是和南京那边的李济先生写信相互约定好的。此后，父亲一生再也没有把任何文物、甚至陶片拿回家，此生更是没有接触过任何古董，以及稀缺的古籍珍本、孤本。而母亲立下的保证“我不会动你桌子上的物件”也一直坚守了一生。我们也从小就知道，父亲的书桌绝不准翻动。到了晚年他再说起此事：“李济先生也和徐老伯一样，是位衷心爱国的学者， …… 所谓衷心 —— 那个时代的产物：全靠自觉，全盘工作不和钱字沾一点点边际。
我有一次和父亲说起，我感觉曹禺写的《原野》不似其他几个剧本受欢迎，甚至被说成是曹禺的败笔。父亲说，这剧情在当时却引起青年一代尤其是女性的共鸣，妇女强烈要求摆脱家庭的约束，争平等求自由。又说，对于一个大号作品的功过，再过半个或一个世纪的后人来评说，也不为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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