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支持我去浙江打工，那是我当了两年代课老师后的事了，母亲说，一个月七十块钱太少了，在家又没有其他出路，还是出去打工吧。
村子里有两波打工仔，一波在浙江，我二姐就在那，另一波在广东，我大姐就在那。九九年的那个春节，堂姐回家过年，我就在她的带领下去了浙江，算是去投靠二姐吧。
走的前一天，母亲到供销社给我买了一个手提袋，红色的，挺大。“把衣服都装上，刚出门没钱买”，母亲交代。
一整天，母亲一会儿帮我收衣服，一会儿帮我收鞋子，看起来很忙，不仅手忙，嘴巴更忙，她一会儿说：“要好好上班哦，人生地不熟的，听你二姐的安排”。
一会儿又说：“到了就先往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嗯，要是工作不好找就回家来，太辛苦了也别干，家里能种庄稼，总归是饿不死人的”。絮叨。
“唉，要是家里有出路的话，宁肯在家里，出门肯定难啊，你要照顾好自己”。继续絮叨。
……
母亲一直在絮絮叨叨，我没心情理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历史性时刻，我激动，我期待，我向往……
想着能离开这个家，不用天天看到父亲，不用待在这个活死人墓似的家里，能呼吸到外面世界的自由空气……我有一千个离家好的理由，我激动得要死，哪有心情听她诉说离别之苦？
“哦，不晓得你爸爸要拿钱给你不？我这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等到晚上他都不拿钱给你的话，我就去借点”，母亲说。
“我有钱的，这两年代课存了四百五十块钱，应该够车费”，我回答。
“算了，我还是马上去借吧，怕到了晚上他不给你拿钱，我又借不到，还是先借到了才放心”，母亲就像没听到我说话，风一样消失在我面前。
还没到晚上，父亲就给了我一百五十块钱。我不知道此去浙江需要花多少路费？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天涯海角一样的地方生存下来，需要多少本钱？我只是固执地认为：父亲给的钱就该拿着。于是，我接过了那一叠十元钞票。
母亲回来的时候，借了三百块钱，我又固执地不要，我告诉她，父亲拿了钱，我现在有六百了，她硬把钱塞给我：“出门呢，站起坐起都要钱，多拿点踏实”。
我拗不过母亲，收下了那三百块钱。
晚上习惯性停电了，母亲点起煤油灯，在我穿的内裤上给我缝了一个小包，她告诉我，把车费拿出来交给唐姐，剩下的钱就放在内裤的小包里，防止被坏人偷走。
有那么两次，母亲抬起头的时候，我诧异地看见了她红红的眼眶和眼里晶亮的泪水，唉，那时的我看不懂，等我能读懂母亲眼里的泪水时，我已经是个会为孩子流泪的母亲了，而我的母亲，她再也看不到她的女儿为她流的眼泪了。
第二天早上出发前，我把三百块钱偷偷放在母亲的枕头下面，兜里揣着六百块钱，开始了我长达两年的流浪生活。
那一年，我十八岁，社会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我断断续续上了两三个月班，连同六百块的家底，全部花得精光。亲姐姐没投靠上，幸得唐姐和姐夫善良，在我没有工作的大半年时间，一直不嫌弃，不抛弃，甚至把我养胖了好几斤。
我一直记着母亲的交代，每个月至少往家里写一封信，第一个月我告诉母亲：工作还在找，唐姐人缘好，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了。
母亲回信：不怕，慢慢找，不行就回家来。
第二个月我告诉母亲：我和唐姐加上一群老乡都在木材厂上班，很辛苦，手指全磨破了，流血了。
母亲回信：看来在外面打工还是很难，好好干，不行就回家来。
第三个月我告诉母亲：厂里需要用浓胶水，很臭，熏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头发都枯黄了。
母亲回信：会不会中毒哦？不行就回家来吧。
第四个月我告诉母亲：工厂倒闭了，二姐说她能给我找到工作，我想去二姐那里。
母亲回信：要得要得，必竟是自己亲姐姐，这样更放心，你先过去找找工作，不行就回家来吧。
第五个月，六个月，七个月我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告诉母亲：我在二姐家，二姐说让我安心在她家玩，多玩几个月再去上班。
母亲回信：一直玩不是事，还是要找工作，在别人家跟在自己家可不一样，实在不行你就回家来吧。
我哭了，在全身还剩下三十八块钱的时候，鼓起勇气离开了二姐家，花十块钱买了再次去投靠唐姐的火车票。
第二年，我辗转到广州，奔大姐而去，总算有了一份干净稳定的工作，几个月之后，我往家里寄了第一笔钱：两千元。收款人写的是父亲的名字。至今我也没明白，我到底从小受的什么影响和教育？写的收款人竟然是这个家庭苦难的制造者的名字，而母亲，还处在到处欠着药费的生活境地。
我依然坚持写信回家报平安，母亲依然坚持回信，信的末尾依然是那句执着的“不行就回家来”。
现在的我，好想念那句话，可惜再也没有人对我说：“不行就回家来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女人都会体会成家立业的苦？都会体会抚养教育孩子的苦？都会体会来自婆家的纷纷扰扰的苦？每当这些时候，我好想听母亲说：“不行就回家来吧”！
那个家啊！那个我以逃离为幸的家啊！那个一直被我称为活死人墓的家啊！到底因为有母亲的存在，让我思念，让我归心似箭。
可是家还在，母亲没了！
母亲没了，家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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