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我们学习了各种理论知识，当我们信心满满地步入职场时，却发现现实世界和书本中的世界完全不同。
我们头脑中的知识是清晰、简洁、确定的，而现实是模糊、复杂、多变的。如果我们抓住头脑中的知识不放，就很容易看不见真实的世界，面对具体的问题也容易摸不着头脑。
陈海贤老师在得到高研院开学典礼上，分享了自己从一个理论者到实践者的心路转变过程。在他刚进入心理领域的时候，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个学院派的心理学家。他讲到：“那时候，我推崇的，是知道一些很确定的知识，就像一个真理一样。也许内心里，我需要找一个权威，来证明自己正确，而我找到的这个权威叫科学。”
然而，当你把知识看得太权威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些知识变得很确定，你就很容易在实践中失去你的灵活性。——这会妨碍你的实践。
陈海贤老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接到的第一个个案是一对夫妻。妻子总是嫌丈夫不够体贴，丈夫总是嫌妻子太过控制，两个人越说情绪越激烈，结果就在我的咨询室吵起来了。
我满脑子关于夫妻相处的知识，在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用，我只好不停把知识灌输给他们，跟他们讲道理。
“你们不要把对方当敌人，要把你们的沟通模式当敌人。”“你们需要控制你们的怒气，否则关系就会受伤。”
这样的话不仅没有帮助，反而火上浇油，他们都觉得我不理解他们。最后丈夫一甩门，走出了咨询室。临走时还撂下一句话：“你这水平，也来做咨询！”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他深刻体会到了知识到实践的距离。多年以后，他才真正理解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他是和来访者一起，从他们陈旧无望的旧故事中，慢慢地发展出一个新的、更有希望的故事。
怎样从一个旧故事里发展出新故事，陈海贤老师认为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转变观点、赋予意义、促进行动
理论者和实践者底层思维逻辑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一个理论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是“是什么”。而一个实践者，关心的问题是：“去哪里”，以及“怎么办”。
理论者根据“是什么”，来构想“怎么办”；而一个实践者，他是根据“怎么办”来构想“是什么”。
比如，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抑郁症就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从实践者的角度，你的目标是怎么减轻患者的无力感，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曾有个学生问陈海贤老师：“老师，我得了抑郁症，该怎么办？”当这个学生这么说的时候，他感觉到，抑郁症这个问题，好像变成了一种标签，让这个学生觉得无助，又不知所措。
这时候陈老师这样回答：“我也得过。实际上抑郁症的终身得病率，比我们想象得要高。我是这么理解抑郁的，人的一生，要面临很多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常常给人的心理带来重大的考验。如果转变顺利，我们就能从这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如果你在转变中卡住了，那你就会抑郁。如果你被卡住的时间特别长，那你的抑郁持续的时间也会特别久。”
把抑郁症从“疾病的标签”，到看作“人正在变化的标志”，这就是观点的转变。这种观点的转变常常会带来新的可能性。别小看这种可能性，对于那些被困在绝望的观点中的人，这些新的可能性，就是希望所在。
仅仅是观念转变还不够，新故事的产生还需要结合我们的经历和情感，让新故事对我们有意义。
陈海贤举了这样一个案例：
来心理咨询的是一对母子，妈妈一直说，孩子有多动症。在咨询室中，这个孩子似乎也动得比较多，但他的动跟妈妈不停地纠正是有关联的。妈妈越纠正，孩子越反抗，就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陈老师跟妈妈说：“也许孩子的多动，让你们陷入了控制反抗的游戏。从多动症到控制反抗的关系，这是一种观点的转化。”可是妈妈不能接受这种新观点。
她说：“医生说过了，这种强迫性的违抗，不听话，就是多动症的标志之一。”
显然，这位妈妈不能接受这个新故事，这是因为故事还缺少一个重要的东西：意义感。
随后，陈老师和这位妈妈继续探讨这个家庭的故事。慢慢地，这个妈妈谈起了自己的童年。她说，我童年的时候，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那时候我父母总是让我做很多事情，我做得这么努力，他们却还总是贬低我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
陈老师问，“你从来没有反抗过父母吗？”妈妈的目光黯淡了。她失落地说，“没有。有时候实在委屈，也想顶几句嘴，可是看到父母忧心忡忡的样子，话到嘴边，自己就咽回去了。”
陈老师抓住这个机会，说，你知道吗？有时候父母的愿望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影响孩子。也许你的孩子的反抗，正是在做你自己曾经想做却一直做不到的事。也许他通过反抗争取的，就是一种你想有可是从未有过的自由。
听到这些后，这个妈妈哭了。她接受了这个新故事，在新故事里，孩子的淘气从违抗妈妈的行为，一个多动症孩子的典型标志，变成了帮妈妈实现愿望，争取她想要却从未有过的自由。
妈妈小时候的这种委屈、失落和渴望，把这个故事粘合了起来。现在，这个新故事成立了。
有时候，一个新故事的成立还需要第三个方面：促进行动。
陈海贤老师有举了一个自己接待过的案例。
这次同第一个案例一样，也是一对夫妻，丈夫嫌妻子太控制，妻子嫌丈夫不够体贴。两个人越说情绪越激烈，看着马上就要吵起来了。
这一次陈老师没有跟他们讲道理。他说：“这不怨你们。有时候夫妻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这不是对方的错。”随后，压低声音，神秘地说：“而是你们中了邪。”
然后，他讲了一些怪力乱神的故事，就说自己有一些破解的办法，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试试。
妻子抬起头，看着想笑，到看到陈老师一本正经很严肃的样子，就没好意思笑。这个丈夫到饶有兴趣地说，可以试一试。
陈老师说：“这种邪术葫芦可解。杭州那边就有一家卖葫芦的店。你们要一起去买个葫芦，结根红绳，一起把葫芦挂到床边。而且，一定要一起买，一起结绳，一起挂才会有效。”
丈夫笑了。他跟妻子说：那我们试试吧。妻子没说话，但看样子默许了。
陈老师继续说：“不过，如果要让葫芦生效，你们还要在一张纸上写下你们要各自提醒自己的事。这样葫芦才知道，要阻止你们什么事。你们一起讨论一下吧。”
于是，妻子和丈夫讨论起该提醒自己什么。最后，丈夫在纸上写下了：“不要用强调自己的好来安慰她。”妻子写下的则是：“别把生气当作唯一的解决办法。”
陈老师让他们把纸小心翼翼地叠好带走。“别忘了买葫芦！”并叮嘱他们说。“我们会的。”两人说。
两个人出去的时候，透过窗户看到，两人在笑，这时候陈老师也笑了。
在一个案例中，就充分体现出了一个实践者的逻辑，他不太关心“是什么”，而关心“去哪里”和“怎么办”。对于这对夫妻。要让他们意识到，“不要把对方当敌人，你们应该一起合作，去应对你们共同的敌人。”
这是我们的“去哪里”。而所谓的中邪或者葫芦，只是我们想到的“怎么办”。我们在这样一个听起来甚至有点好笑的游戏里，这对夫妻完成了他们的治愈。
至于究竟有没有中邪，又有没有葫芦疗法，这个“是什么”的问题，对实践者来说，并不重要。
只要它能帮助我们达到目标，那么，中邪可以有，葫芦也可以有。这就是一个实践者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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