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以来，文化风向严重倾斜，为程朱理学独尊。文字狱日益严苛，八股文风盛行。在这样严酷的文化专制下，文人们战战兢兢，桐城派以承继秦汉至唐宋八大家文统自居，成为了清代较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后经历了创始、成熟、衰落，最终消亡。
一、桐城古文之魂——“义法”
桐城派文学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促就下，推崇程朱理学道统思想，不仅对传统文道观有所继承，又有自身的独特思考。它的理论支点乃桐城鼻祖方苞的义法说。方苞从归有光的创作境界中提炼古文艺术法则最具理论深度的“义法”。
方苞(1668-1749)字凤九，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清江南安庆桐城县人。方苞早年以文名著称，其“学问天下莫不闻”，他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 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等。
自唐韩愈、柳宗元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后，基本上成为每个朝代都会出现尊古的文学现象。方苞生活的时代，“以古文为时文”已然成为一种主流文学思潮，方苞很自然的承袭了这一思想。方苞对“以古文为时文”的思想发轫有很清晰的认识，并且在此思想影响下，方苞提倡出“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法说”带有浓厚的道学意味，其学风与程朱理学暗合，但却与程朱理学的治学风格不同。程朱理学的两大特征：第一是重视道德伦理；第二是重视思辨。前者使理学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说教色彩；后者属于思维的层面，而理学的学术价值与特征主要是通过后者来彰显出来的。
方苞用“义法”来概括古文的特征，“义”相当于文章主题。程朱理学之“义”就是用简约的古文向世人传授程朱理学，以达到重建道德规范的目的。就这一点来说，姚鼐解释得更为透彻：“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6](Ｐ89)[6]姚鼐，惜抱轩诗文集[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作为古文学家的桐城派，主要是在道德层面上追随理学，并通过“文以载道”的形式来阐释自己学理，对理学“重思辨”的思维层面没有多少继承,，在学术上也少有发展。全祖望曾这样评价说: “世称公之文章,万口无异辞,而于经术已不过皮相之。”[7](Ｐ96)[7]全祖望。方望溪遗集[Ｍ]，黄山书社，1990。
方苞的思想被姚鼐继承和发展后，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理论颇具盛名。他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四者乃“文之精也”，后四者乃“文之粗也”。方、姚理论是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都强调写文章时切忌假空大，强调文章结构要有理有据。方苞的义法说是对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但实质上又是桐城派创立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义法说及其后续发展，如材料与能事、道与艺等有机构成了桐城派文道观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桐城古文之风——“雅洁”
此外，方苞还倡导文风需“雅洁”。方苞文章的雅正，为后世所公认。他曾这样来阐述“雅洁”：“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由此可见，“雅洁”二字，体现出了在文章中不可用语录之语，骈文之语，诗赋之语。在他的经典著作《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方苞所倡导的“雅洁”文风，不仅要求文章的语言要典雅简洁，而且在文章的内容及结构上也要做到简洁明了。
由于桐城文人倡导“雅洁”文风，古文醇雅文风在康熙年间作文甚是流行。戴名世、方苞、刘大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理论和实践创作为桐城派的形成及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姚算及其弟子(如梅曾亮、管 同、方东树、姚莹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的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声势煊赫，盛极一时。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遍及全国，涉众多文人墨客追随，从康熙年间一直绵延至清末。当时有“天下高文归一县”、“声名冠天下”之盛誉。
第2篇：桐城派（二）
桐城派文学从康熙年间，由方苞最初的“义理”提出经姚鼐壮大历经200余年发展至清末、民国已走到了衰败消亡时期。由于民国是一个抉破樊笼的特殊时期，辛亥革命解放了思想，后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人们彻底地摆脱了旧思想文化的束缚，逐渐开放的中国大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一、桐城的受创与坚守
在当时“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的风口浪尖下，桐城派自身“古文正宗”的文学地位及重“义理”的传统儒学内涵使得它不能不受到非议。当时，桐城派主要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由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文学革命运动中，首要抨击的就是桐城派这个“封建腐朽”的文学大派。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像“桐城谬种”的贬言，“鬼话文家”的讥语，更是常常出现在报刊之上。直至年代中期，仍有人对此不断抨击，如鲁迅曾言桐城派古文这只“死老虎”并没有死！可以说自桐城派开创以来，就深深刻上了儒家伦理的烙印。
桐城派先驱戴名世主张为文以“精、气、神”为主，提倡“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为桐城派理论铺石开路。继而由方苞树起“义法”的大旗，“义”以儒家经典为宗旨，自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有服务于当代政治的目的；“法”指文章的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如布局、章法、文辞等。两者关系是义决定法，而法则体现义。成为桐城派奠基人大旗。刘大櫆则上承方苞、下启姚鼐，他对“义法”理论进行丰富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是姚鼐“义理、考据、词章”说的先导。此后在桐城派的发展中，其先贤所举起的“义理”大旗毅然不倒。即使到了桐城派式微之际，虽然他们因形势所迫拓宽了桐城古文的阵地，但是对“义理”儒学思想依然坚守如故。难怪胡适批评他们“中了‘文以载道’的话的毒”。
依我拙见，桐城派在封建时代发展弘扬道统的思想本无可厚非。然而到了近现代，随着晚清政府落下帷幕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大肆革新，中国数千年来统治者们对儒学道统的精心构筑顷刻坍塌，打倒封建儒教、打倒陈腐守旧的文化思潮为大势所驱。因此，在时代大势下，新思想应运而生，而儒家思想的那些“三纲五常”等封建教条在人人喊打中显然难以为继。然而此时具有“儒家道统之魂”的桐城派仍然故步自封不求维新，这自然受到时人的不满。随着新文化运动渐滋日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更有了有废止古文的倡议，提倡白话文。白话文家欲推倒文言，其攻之自桐城古文开始终，有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言论。一句话不仅抨击了桐城古文学，还深深批判了桐城作家们的人格品性。这让处于纷争漩涡中的桐城派文人诸如林纾诸人不能不对时人肆无忌惮的抨击作出必要的澄清，如林纾就曾发文对“义法说”大为赞赏，并言“桐城一派之能自立”，又曰: “归姚文字有义法有意境……古文之止境也”可见林纾维护之意。
二、逐渐被正视
有置身于纷争之外有科学精神的学人，也理性的表示桐城派受到不公正评判。故而发文著书，期待以一个理性客观的态度对桐城派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如李豪华所说：“我们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虽不一定都受过科学的洗礼，却至少也受了科学的影响，就无论研究一种学问，或讨论一个问题，都该有一个自我的觉悟，就是要知道自己应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李建芳也指出了具体评判封建思想时，应打破把古文视作“封建文学”的偏见。我就非常认同他们所言，桐城派文学的儒教思想有其复杂性，它有时代政治促就的无奈，也有尊古谦逊的治学态度，更有对文学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的赤子之心。
所以在我看来，桐城派乃至任何一种古典、传统的文化，都有其值得考究并延续的宝贵之处。我们要用科学理性的视角掌一盏文化之灯，将中华文明之路照的更广更远，才会走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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