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是将才，身经百战，统军有方，但他出身平民，治国之道不足，处理政务时，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一次孝文帝刘恒在朝上问右丞相周勃有关天下赋税的情况，周勃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而陈平却对答如流，这使周勃感到很尴尬。恰好又有人劝周勃说：“您已经诛灭了诸吕，迎立了代王做皇帝，威震天下，您受了丰厚的赏赐，处在尊贵的地位，得到了皇帝的宠信。这样久了，恐怕会有大祸降到身上。”周勃甚是恐惧，也自感危险逼近，左思右想，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就向皇上谢罪辞职，请求归还相印。刘恒毫不迟疑的答应了。周勃当右丞相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辞相一年后，丞相陈平去世，由于没有合适人选，刘恒又让他当了丞相。可文帝又担心周勃功高欺主，所以，不久就发布诏令，让列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地去。
刘恒对周勃的畏惧和戒心不因周勃回封国而减少半分。周勃一面维护刘氏皇权；另一方面，在皇帝废立问题上，他又要以能够保障汉初功臣的利益为前提。他担心吕氏立的小皇帝长大后向功臣开刀，坚决废掉；他反对齐王和淮南王继承皇位，都是因为他们的母家人不好，有可能象吕产、吕禄那样侵凌功臣。汉文帝元年，立窦氏为皇后，他又特别注意窦氏的两个弟弟。他对将军灌婴说：“我们这些人不死，性命就悬在这两个人手中”，要不重视，他们“还会仿效吕氏。这是大事情呀！”为此，他特意“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使其“不敢认尊贵骄人”。他做了周全的考虑与准备。就是周勃到了绛县(今山西运城东北)，刘恒仍担心他会造反。周勃也时常担心文帝对他采取不利的举动，所以，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视绛县，出于礼节拜见他时，他都要身披铠甲，命令家人手执兵器，站在厅堂两边，以防万一。这一行动常使人怀疑，不久，便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周勃要谋反。朝廷把这件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又交给长安方面去办，逮捕周勃。当时，朝中的王公大臣都不敢替他说情，只有袁盎申明周勃无罪。周勃下狱后，狱吏对他进行审问。周勃很害怕，也不知道怎么答辩，连狱吏也渐渐欺凌和侮辱他。他就把千金黄金送给狱吏，狱吏就给她出主意，在公文板背面写字向他示意，上面写着：“以公主为证人。”公主，即孝文帝刘恒的女儿。当初，孝文帝刘恒很器重周勃，就将女儿嫁给周勃的长子周胜之为妻。所以，狱吏就让周勃以公主做证人。周勃又把皇帝平时给自己的赏赐送给薄昭，求他说情。薄昭是汉文帝刘恒生母薄太后的弟弟，被封为轵侯。到了案件加紧审理时，薄昭就到薄太后那里替周勃说情，薄太后也认为周勃没干谋反的事。汉文帝刘恒临朝时，薄太后抓起头巾向汉文帝掷去，说：“绛侯身挂皇帝赐给的印玺，在北军率领军队，不在那时谋反，如今身居一个小县，反倒要谋反吗！”汉文帝已经看到了绛侯周勃在狱里的供辞，于是向薄太后谢罪说：“狱吏刚才查清楚了，马上放他出狱。”于是派使臣手持符节释放绛侯，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绛侯周勃出狱后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然而如今才知道狱吏的威风啊！”周勃又回到封国。于孝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去世，谥号为武侯。刘恒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心地最善良的皇帝，却如此地对待周勃。皆因为皇权政治使然。皇权下的悲剧在所难免的原因是，当权者头上都悬着一枚达摩克里斯之剑。后来周勃的儿子周亚夫以更加凄惨的情节重复了他父亲的这种悲剧就不足为奇了。
刘恒在治理国家上，以休养生息，安定百姓为主。在位期间下过两道颇为动人的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在春天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民众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来！”第二道诏书说：“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食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赡养他们的老人？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的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出个法令来。”接着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道(少数民族区的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下达了下列法令：“年八十岁以上的，由政府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年九十岁以上的，每人另加帛二匹，絮三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90岁的，由啬夫、令史(低于县丞、县尉的官职)致送。郡太守派都吏(负责检查的官职，后世称督邮)巡行各县，对不符合规定的，预以督责。对刑徒和有罪未及判决的，不用此令。”这些诏书或法令对安定百姓起到了巨大作用，对于恢复饱受战乱的汉初经济，无疑是一种现实而有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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