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得当时那种枯燥无味、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愉快和幸福。
学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光。
我们那个时代，再踏进内道可憎的学校大门前，我们就全身紧缩，以免前额碰到大门的横梁上。
对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沉闷、无聊。
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的、毫无价值的科学的场所。
我们从金院士或装扮成金院士的内容中感觉到。
他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的兴趣毫无关系。
这种毫无关系，枯燥无味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
这就教育制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
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们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
为此，我必须感谢学校。
我并不是说我们奥地利的学校不好。
恰恰相反。
学校的教学计划是根据100年来的经验，认真制定的。
倘若教学方法生动活泼，确实能够奠定相当扎实的学习基础。
正是因为计划刻板和干巴巴的教条，我们的课堂死气沉沉，枯燥无味。
课堂成了一架冷冰冰的学习机器，它不根据学生的要求而转动，仅仅是一台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动装置。
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什么程度。
这种缺乏人性、抹杀个性的兵营般的生活，无疑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
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学完的课程要通过考试。
中学时期的八年里，老师从来没有问过我们想学些什么知识。
每个年轻人内心的强烈愿望，老师从不表示鼓励。
学习氛围死气沉沉，从学校建筑物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座典型的符合宗旨的建筑物，是50年前的价仓促、马马虎虎建立起来的，阴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粗糙的矮的教室里没有一幅画或其他赏心悦目的装饰，整座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式的学校用的家具是旅馆里那种旧家具。
这些家具以前被许多人使用过，以后还会有许多人将就着使用下去，楼房里内股在奥地利所有官署办公室比比皆有的霉味，直到今天，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时我们称之为国库味，凡是堆满杂物、供暖过高和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皆有这股霉味，气味儿先沾染衣服，然后再沾染心灵，学生们两人一排，坐在低矮的长木板凳上，像在划艇上摇橹的囚犯一样，板凳矮的足以使人佝偻，一天下来，骨头都疼，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幽幽的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烁，夏天，所有的窗户都被精心地装上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一点蓝色天空而想入非非。
那个世界的科学还没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需要新鲜空气和运动，人们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走廊上休息十分钟就足够了，一星期两次，我们被带到体操房，在那里的地板上毫无意义的来回踏步。
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就扬起一米多高。
就这样也算做是有足够的卫生保健措施了，国家也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的责任。
许多年后，当我路过这种暗淡凋零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再也不用踏进那间我少年时代的牢房了。
当这所显赫的学校举行50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词。
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这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
每一句感激的话，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那种懊丧的学校生活，也怪不得老师。
对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
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
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官方规定的教学计划束缚着他们，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
我们也清楚的感觉到，每逢中午肖铃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快乐，一样感到获得了自由。
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
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
过了好几年，老师们还是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
在当时的教学法的指导下，他们除了批改学生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便再也不关心学生什么事儿。
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台上，我们坐在台底下，老师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之外，老师与学生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因为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讲台和课桌之间，在台上和台下之间，清晰分明的有一道看不见的权威之强。
他阻碍彼此之间的任何接触。
老师对待学生，应该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个个体的特点。
老师有责任把观察到的学生情况写成报告，这在今天已习以为常，可在当时，这大大超出了他的权限和能力。
另一方面，写出与学生的谈话会降低老师的权威。
学生同老师谈话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学生与前辈平起平坐。
在那时，这些是行不通的。
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老师之间在思想上、感情上毫无交往的例子就是。
我早已把他们的名字和容貌忘得一干二净。
在我的记忆中，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做讲座和我们始终都想偷看的班级，记事簿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
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的是老师那本用来评分的红色小笔记本。
还有积分用的那只黑色短铅笔。
记得自己那些被老师用红墨水笔批改的作业本。
可是，我怎么也记不起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孔。
也许是我们坐在他们面前时总是低着头。
从来不看他们一眼之故。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非我个人的成见。
我记不得在我们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
他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兴趣和志向。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对青少年的教育采取冷漠无情的方法，并非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
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目的。
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他的一切做法集中在把太平无事的世界奉为偶像。
希望他万古长青。
这个世界，是不喜欢青年一代，说的透彻一点，他怀疑青年一代会打碎这个偶像。
市民社会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沾沾自喜。
并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适度平稳、有节制是人唯一的、有成效的品德。
任何急忙推荐的是都应避免。
奥地利这个古老的国家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皇帝统治者，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
这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国家，他只希望防止任何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牢不可破的地位。
而年轻人，其天性就是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
因此，年轻人成了令人忧虑的因素。
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
所以国家根本不让学生生活的好。
所以，我们应该耐心等待提拔我们的时机来临。
由于奥地利不断衰退，因此年龄的大小具有不同的价值。
像今天一样。
那时候，一个18岁的中学生还被当做孩子，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他就要受到惩罚。
如果他想上厕所，就得毕恭毕敬的先举手，得到许可后才能离开座位。
纵然一个30岁的男子，也同样被看作羽毛未丰不能独立的人。
即便到了40岁，也被认为不足以担当重任。
所以，当38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全市哗然。
这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经交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
他们完全忘了，莫扎特36岁，舒伯特31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作品。
这种不信任感认为每一个年轻人都不完全可靠。
遍布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
我父亲在他的商行里从未接收过一个年轻人。
如果有人长得特别年轻，那他到处都会碰到这种不信任感。
这样一来，必然会产生一种令人不能理解的现象，提拔年轻人处处有障碍，年长却成了有利条件。
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40岁的人扮成30岁的样子，60岁的人愿意自己看起来只有40岁。
学校首先教育我们实现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教师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是绝对有效，羽是永存的。
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舒服。
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得以贯彻。
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应该首先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那就是完全服从。
从一开始就让我们牢记，我们至今尚未做出任何贡献，没有丝毫经验，对给予我们的一切要永怀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和要求。
在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起，人们就采取吓唬人的笨方法。
女仆和愚蠢的母亲吓唬四五岁的孩子。
说什么，她再闹就去喊警察。
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把分数不高的妇科成绩单拿回家，我们就会受到恫吓。
说再也不准去上学了，要送我们去学一门手艺。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是最可怕的恫吓了。
因为它意味着退步到无产阶级中去。
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遇到的则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或国家机关里，到处都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不厌其烦地恳切劝导，他还没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听别人的话，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基于这种观点，学校里的这些可怜虫高高地坐在讲台上，俨然一尊不可接近的像。
我们的全部心思都应该在教学计划之内，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按照那个时代的真正意向，学校的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前进，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的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限制我们的能力，消灭我们之间的差异。
对青年一代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的说，这种反心理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就是使他们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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