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完麦打完场谁家闺女不瞧娘,忽然想起河北民歌《回娘家》(原名《小媳妇回娘家》),愈发怀念娘了。
五十年前,少女时代的我,每每在夏至前后,看着出嫁的姑姑姐姐们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兴高采烈地回娘家看她们自己的娘,她们的娘也会把自己女儿从婆家带回来的油条麻叶等分给亲族和近邻,我家也常常得到一些。
我羡慕着,憧憬着。
终于我也出嫁,也于仲夏之日回娘家,带着油条麻叶和糖果。母亲也一样样地分给亲族近邻,我和母亲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今又仲夏,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六年。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经 蓼莪》可怜我的父母,生我养我太辛劳。而今我生活渐好,我的父母却早已去了那边。
子欲养,而亲不待。呜呼哀哉!
特发旧章以飨!
悬想“庄公”当年
——由《春秋》“郑伯克段于鄢”读及《左传》《史记》
崔秀琴
“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在高中授课时多次遭遇到,但大都照字面解读并未多想,如今,跟着老师在原史文化里走了一遭,又把《春秋》《左传》《史记》里关于“郑伯克段于鄢”的文字放在一起参照阅读,所思所想忽然丰富多彩起来。虽明知要得罪古人,见笑大方,却仍要对“庄公”的故事做一点悬想和猜测了(想来《左传》于《春秋》的解读也必然有大量的推演吧)。
后人研究《春秋》书法,共认“简而显”(简约而直接)是其最大的原则,“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只九个字,便将庄公母子兄弟的故事直书出来。看似不事褒贬,但却于“记异”“异记”中明确定性,真乃大智若愚。人倍忙的五月,庄公却忙于“克”弟;弟段本应事君亲兄却刻意谋反,庄公本该长兄如父教之诱之却滋弟蔓恶直至克灭;弟段已节节败退连连逃远,为君为兄的庄公竟不肯留一点仁义敦微信厚放兄弟一马,竟至把段逼出郑国;史官将其降公称伯,贬责之意一字豁然。寥寥数语,微言大义,《春秋》书法,高不可及。有了《左传》对《春秋》的解读,《春秋》记事时所隐含的价值判断已比较明晰。透过《左传》,比较《史记》大致可对“庄公”当年的行事做如下推想。
一、庄公被恶之因
据《左传》载,“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寤生,遂恶之”。“惊”是姜氏作为母亲厌恶儿子庄公的关键,在春秋时期,万事孝为先,“孝”是人事价值判断中的第一要素。庄公生惊其母,生即不孝,母以“寤生”为之取名,可见忌恨之深,嫌恶之长。“恶”字更能显示姜氏对这个长子的怨恨程度:到《史记》中,司马迁记载为“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弗爱”与对段的“爱”对比写来,固然鲜明,但与“恶”相比轻重程度似乎大不等同,是否史迁记述时个体意识加重,抑或是“孝”的观念在汉代虽标之极高(“举孝廉”嘛),但骨子里已不及春秋时那么认真那么视之为至高乃至唯一的人事判断标准了。
二、庄公封段之因
据《左传》载,姜氏先为段请制(制地险要,其心可见),庄公权衡利害未允;又为请京,庄公封之。郑臣祭仲认为京的规模过大,于国不利,庄公的回答是:“姜氏欲之,鄢辟害?”这说明庄公是明知封段于京的危害的,但他却摄于亲母的威严更怯于“孝”字的压力,顺从了母亲的请求,“焉辟害?”的问句,即表明了他的于心不甘又无可奈何。《史记》中则说:“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平静淡然的语气中似乎多了点对母亲的怨恨。这是不是记述人价值观念在文字中的表露呢?
三、庄公纵弟之因
段封京后,治兵收民,扩都筑城,《左传》记载了大臣祭仲、公子吕、子封等人对庄公的劝告,与弟段筑城不止——收民不休——再收边民——直至起兵袭郑的行动相对应,庄公的回答很有点儿意思。庄公先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次曰:“无庸,将自及。”三曰:“不义不昵,厚将崩。”最后曰:“可矣。”段心渐野渐大,庄公听之纵之的过程历历可见。《左传》的这种阐释,不知有几分史实,几分猜测。但就这一阐释,已把庄公纵弟为恶,不教不导,终出兵灭之的用心暴露无遗,史官的遣责之意豁然。明似有母在后,不能止之;实为心中怨恨,阴助灭之。“自毙”“自及”“将崩”“可矣”,多么心中有数,多么期之终成。且给灭弟一个理由一个价值判断(先是自己躲过了不孝之名)——弟段不义不昵,于君不忠,于兄不亲,简直十恶不赦。司马迁的《史记》中则没有关于这一历程的记载。想想作为一国之君,庄公的做法亦自有几分政治家的手段气魄。特别在段野心暴露无遗,人皆知其面目且有袭国行动之时,庄公方曰“可矣”,出兵伐之,可谓谋之之深,伐之之准,出手之狠,非政治家所能为。且,不伐国将危,庄公伐段,不仅有据,亦自有理。
四、庄公置母于颖之因
克段之后,庄公即将亲母置于城颖——等于逐出国都吧。《左传》与《史记》记载基本相同。庄公置其母且誓之:“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史记》中为“不至黄泉,毋相见也。”细想起来,这“及”多为明知不可及而言之,似乎比“至”更难一层。庄公为何如此切齿痛恨将事做绝将话说绝呢》生而不爱,怨之一也(顺生逆生,我自身怎能决定?);为段请封,怨之二也(一请险地,二请封京,身为国母,岂不知利害,岂不明礼制?);阴助段谋,怨之三也(段一而再再而三治兵收民,为母岂有不知,即知因何不止?);将为内应,怨之四也(竟终至助段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此种种,积怨甚多,多而为恨,恨之至深,遂无母子之情,而生仇人之恨,及至不顾“孝”字,置母于颖,指天发誓,永绝再见之念,以平复怨心。
五、庄公见母之因
据《左传》载,庄公置母之后“既而悔之”,似乎很快庄公就为所做所言而后悔了。《史记》明确为一年多。想庄公悔之,一为子思母(已无父无弟),人之真情也;二为用母,春秋时有母不为孝罪莫大矣,况为君者乎?于亲于义,庄公都必见其母。颖谷考叔可谓聪明之人,他知道了国君的两难之境——欲见亲母又恐失信天下(已口出恶言),竟想出一个掘地及泉的妙策(实为权宜之计),于是庄公如愿以偿。《左传》中还记下了母子相见的欢喜场面。庄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真情亲情,令人感动。接下来《左传》言“遂为母子如初”。难道庄公与母亲还未经母子之初吗?实是母子一见面就因“寤”而生怨恨,至此历尽磨难,才真正地如常人母子之初母慈子爱其乐融融。《左传》中因有了母子相见时心声的流露,更显得亲情至上,孝义如天。至此,故事虽已结束,只是《左传》的作者似乎意犹未完。所以又有了如下一段: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君子认为,孝才是维系人事社会的根本,生为人子,孝为第一,孝作行则,泽及天下。《左传》作者的价值判断与褒贬之意,不仅融于故事,且亦借“君子”“诗曰”明示于世了。《史记》中既无母子相见之赋也无“君子”“诗曰”之言。似乎到了汉代,虽然尊儒崇经,举孝廉也是官府选拔人才的首要条件(时尚无科举),但在整个社会文化形态中,更多的观念渗杂其中,社会制度、人的思想也越来越趋向开放,此时,“孝”的判断价值已不如春秋时大,各种“制”的观念也逐渐减淡,“孝悌”等礼念秩序也不比春秋时更加严密,虽然形式上看来可能更完备,骨子里已不如周公制礼之初了。
附:文献
A、《春秋》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B、《左传》隐公元年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建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而雉,国之害也。先五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五。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已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守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卒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颖考叔为颖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遂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C、《史记》郑世家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姜于城颖,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居岁馀,已悔思母。颖谷之考叔有献于公,公赐食。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于是遂从之,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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