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在北外的时光 四篇 （篇一） 金弢
建子很早就算过，到了母校八秩华诞，他也该年逾花甲了。
篇一： 北外德语七七级 ——— 一张毕业照带来的回忆
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是我人民共和国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里的春闱。七七年————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的第二年，经过中央四十五天教委马拉松会议，终于决定恢复已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祖国因此经历了继文革之后，又一段史无前例的历史。是年，考生570万之强，录取名额仅27万，只占考生4.7%，录取比例之少，空前绝后。
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全国统考，由各省出题；也是因为十一年的积压，考生云集，考场供不应求，大多省份都实行了初考和复考。我所在的省份，在高考报名之前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次考核删选，不许参加报名的类别有： 本人属于黑五类的、父母、祖辈政治问题属于现行、生产大队或基层党支部明确指名不允许参加者以及不达高中毕业学历的一律不能报名，而且不另设中专考场。我们县分四个考区，八到十个公社为一考区。每个考区初考生近千，考后进省里复考的只剩下几十，全省七个地区，上百个县，好几千个公社，无以数计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参加复考的考生，势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年考生虽说570万，然而被卷入复习以及参与高考工作的人数全国高达1.3亿。往往是家里一人报考，举家行动，祖孙三代，全体参与。一家人七八口，分头托人帮忙、打听寻找复习资料，那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时代。
当时，一切文字形式，包括毛选、革命样板戏，都被视为珍品；一切书籍，无论是老书、旧书、哪怕是破烂残缺、破四旧的残余，都成了复习的至宝。不忘那年废纸一分钱一斤，旧书四分钱一斤，自广播喇叭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废品商店、废品仓库里的 “废书”、 “废纸” 一夜间被人一麻袋、一麻袋地抢买一空。就是家里无人参加考试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被调动了起来，翻箱倒柜地找书，凡是尘封多年的旧书老书则更为稀罕、值钱，开卷有益。一时间，不仅广播报刊、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就连大街小巷、乘客行人，热议话题只有一个，就是高考，中国人十一年来开口不离政治，这次社会现象的突变，是一场何等深刻的复兴！就连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生活在农村山沟、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都把柴米油盐抛在了脑后。办公室、车间里，上山下田农活间，谁能躲过这一话题？！
考题共为四门，文理分科，两科同考政经、语文、数学；文科另考史地，理科另考理化；外语作为文科加试，录取资格必须首先获得文科考试的通过。复考后，初选通过者先行体检；重点大学学生如北大、清华、北外、社科院等，提前政审。百万考生迎来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关键一刻，有人如鲤鱼跃越龙门，有人此刻一步登天，
有人是山窝窝飞出金凤凰。然而，更多的考生却经历了一次人生挫折，留下了无限的、泪水浸透的遗憾 ······
昨天，系里的一位老师在 “北外德国校友微信群”上意外地晒出了一张德语七七级全体毕业生留念照（摄于82年元月），不禁让人浮想联翩，30多年前的旧事历历在目，恍若眼前。77年那年，我是后来的班主任、德语启蒙老师庄慧丽的爱人、我们东欧语系的徐老师来我们浙江省招的生。那年，北外在我省只有三个名额，而且只有德语，整个省里报考德语专业只有一名考生，考试成绩为 5 分，是百分制的 5 分，结果三个名额均从英语报考生中挑选：杭州市包括杭州地区7个县挑选了一名，宁波市及宁波地区挑选了两名。我因为英语成绩不错，三生有幸。因良好的档案记录，系党总书记陈淑卿老师让我负责团工作并兼任德语课代表，（此为当时的实况记录，权作史料）。
七七级同学中，部分从小学、初中、高中学的是德语，考的也是德语；而我们外地学生，学的、考的都是英语。因程度不等，分成快班和慢班，分开授课，所用教材也不一样。
七七德语分四个班，两快两慢。入学后，慢班从 ABC 开始，而快班已经开始德语阅读了。除了主课，其他公共课均在一起，如汉语、政经、历史、体育等，大课或讲座则在大教室进行。大三设有第二外语，统一为英语，如果通过二外毕业考水平，可以免修，另选一门外语，我当时的选择是法语。到了读研，二外一律是英语。
到了大四，经过三年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地努力，慢班同学的德语水平很快跟上了快班的同学，基本上已齐头并进，到了考研，考第二外语时，学英语出身的考生就占了优势。
北外是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高等学府，她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于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学校，是当年毛主席、周总理亲手缔建的中国高等外语学府的雏形。北外注重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又红又专。虽然校内有无数中央高干子女，如宋庆龄的女儿、刘伯承的儿子都为我们七七校友等，北外强调发扬延安精神，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学院实行供给制，不设特殊小灶，无论高干子女还是江南学生一律吃窝窝头，喝棒子面儿粥。北外树立健康的校风，不提倡跳交际舞，各系组织男女同学跳圆舞曲，反对本科生在校搞对象，出现男女同学谈恋爱，会作分班拆班处理，毕业分配不照顾恋爱关系。
恢复高考那年，北外同北京外交学院一样，不属教育部管辖，直接隶属外交部，这是陈毅老总建国初期当外交部长时的主意，方针是我国的外交干部由外交学院培养，而北外为国家部委及我驻外使节及联合国机构输送外语人才。中国第一出名的优秀翻译家唐闻生等都毕业于北外。直到1980年后，国家加重了教育机制，扩大了教育权限成立了国家教委，两所涉外高等学府才归属教委领导。
北外的办学风格是听说领先，本科期间加强口语听说训练，在语音实验室强化德
语变位、变格及语言基本功训练。北外不同于北大、社科院，北外的毕业论文要求用外语完成，我自己的本科及硕士论文均用德语写成。这样有个好处，一旦后来到国外深造，博导可直接阅读论文，向攻博委员会推荐，而且不需补学分。北外课堂用语实行外语教学，第二年起配备外教，在初始的两学年中把语法过滤完毕，等到学虚拟式，语法算基本学完，余剩的疑难到了第三学年逐渐补缀。除专业主课，第三学年增设外语副课，诸如阅读、听力、语音学、德国概况，翻译课等，翻译侧重文字对译，以中译外居多。为培养同声传译专业人员，北外校内建有联合国同声翻译人才专门培训中心。
北外德语系的前身是东欧语系。这种语系的称谓与设立跟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相吻。在我们进校时，德语专业只是东欧语系的一个语种，民主德国当时被称为东德。当时整个东欧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老大哥的率领下，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及军备上的抗衡，是继二次大战结束后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时期。东欧语系除德语外，还有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等，这些小语种一般两至四年招生一次，每次七、八个学生，有的甚至超过四年才招一次。到了七七本科将近快结束时，德语专业才从东院搬到西院，并从东欧语系分离，单独成为德语系。德语系里包含瑞典语种，这是语种及地理位置所致。
七七级不设选修课，不搞学分制，课程均为必修，每个学期由系里发下新定的课程表。考试实行计分制，5分最好， 2分最差，是苏联式的评分标准。5分为优，4分为良，3分算及格，2分被淘汰。计分一律采用红笔，红5分是学生努力学习的目标，是又红又专的象征，当时的口号：为红5分奋
斗！当然暗地里也有逍遥曲流行： 3分好，3分好，不摸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买根油条不用找，三分三分刚刚好。但这种思想系里一旦发现就会批判。实际上，北外的学生个个勤励好学，天才蒙蒙亮，整个校园已是四处书声朗朗，早读是北外的优良传统。毕业时，除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外，每人还得到一本计分册，可用来作为继续学习或参加工作时的资格凭证。
到了一九八一级，中国才首次恢复了从大学本科应届生中招收研究生，第一年全国能招收研究生的大学寥寥无几，很多大城市都缺少具备有资格招收研究生的学院，在北京除了北外，其他就是北大、清华、社科院；像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只有某些高校的个别文革前的老教授有资格带研究生。但到了第二年，情况就有了迅速改变。北外德语系面向全国，第一届从本科生中录取九名研究生，6名在校生，三名保送德国深造。6名在校读研生中，五名专业为日耳曼文学，一名为语言学。直到1987年，德语系第一次获得招收博士生的资格，第一个在读博士生名封兴良；本系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任卫东（ 1992,09 ——1997,06），祝彦教授为其博导。
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七七届合影：
照片中：
前排就座的老师(17名),右起： 张崇智、Nerlich、梁敏、Dr· Kloubert、董光熙、谢莹莹、P.Richter、杨荫恩、Gabi Richter、陈淑卿、Rössler、唐进伦、胡祖庶 、钱文彩、刘芳本、郭铭华、庄慧丽；
二排女生（19名）右起： 张秋滨、李莹、王夫、姜雅南、王冰冰、高秋菊、李红、张立平、杨志文、张唯、刘亚平、刘桂霞、汤依沪、赵罗莹、张玮娜、王天健、李美英、岳春红、张淑玉；
三排男生（20名）右起： 李金祥、戴欣秋、金弢(字有根,本文作者)、汤鹏、胡德全、郑陈灵、王冰、张永强、吴陶飞、田嘉庚、张建国、李洁、陈亮、毕健、房晓明、徐雪来、邓卫幸、杨健、周建明、钱光伟。
注一： 77 级合影缺席的老师为：Hr.Th.Umhang、Fr.Al.Lessing、Hr.R.Bauer、Fr.Schneider、刘霞、陈杭柱、钟立平、朱振群、王炳钧、马立英、王民；
注二： 77级扩招生7名；
注三： 77级合影缺席的学生有：高爱贺、薛思亮、杨惠群、荣裕民、王蓓蓓、胡晓、苗凯东、周艺、陈琦。
注四： 合影缺席学生中：一人无故缺席、一人提前毕业读研、两人提前毕业公派出国、一人转校、三人转入78级、一人肆业。
注五： 照片上的"七七届" 应称作 "七七级“ 或 ”八一“ 届。
注六： 北外简史提示： 前身是1941年成立于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学校，三分校俄文大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延安建校始起，隶属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归外交部领导。195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1959年，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80年后直属国家教育部领导。1994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注七： 记录者： 金 弢。
2020年11月5日 易稿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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