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的田野与案头

研究地域文化，当然是为了建设地域文化，为当下民众进行文化服务。这得有一个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的过程，这一过程，换成学术文化术语，大略可谓从田野到案头再回到田野。当下的情形是，或者缺乏案头训练，发现和总结不了“田野”经验；或者拘守案头文献，不关“田野”痛痒，流于自吹自擂，自娱自乐。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通今宜鉴古，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诸先生们，树立了一个典范；样本就是《历史人类学学刊》，其早期刊发的论文，集中在以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对历史上的华南地区的人与社会所做的田野的考察。这样的研究，虽然不能直接用于文化普及，但终于开始从学理上厘清了所谓岭南文化的实质内涵，其结论，尤其是方法，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意义非同凡响。就在许多人尚未弄明白怎么回事儿时，随着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地位的巩固和提升，作者队伍也扩大和提升，自然难以再重点关注华南了；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文化遗产》。言之怅怅。

然而，令人安慰的是，新近出版的黄天骥教授的随笔著作《岭南感旧》（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倒颇有田野与案头结合的风范。比如说，舞南狮醒狮，在黄飞鸿剧中经常被用做功夫桥段，事实上舞者也多是习武之人，因为当年一个狮子头，少说也有三四十斤，举久一点都辛苦，舞起来更不易。就是习武之人，也要开开“小灶”，由师娘在歇息时捧出粥水补充补充，称为“食夜粥”，如此才能支撑强化训练，造就成才。由于作者当年亲见亲闻，如今就成了历史文化的“田野”，写出来也就成了案头文献。此外，像微观史学佳作——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其实也可视为是田野与案头结合的地域文化佳作。如果依此路数写一本“广州茶楼”，自信更有可观之处；曾有师长怂恿，奈何功力与精力目前皆有不济，不敢着笔。此外，像酒楼、青楼等，均可由此展开考察与叙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均付阙如。但是，这也说明咱们这方面的工作若有欠焉，或者说大有可为。

陈序经教授说，广东是旧文化的保留所，也是新文化的先锋队。就其“保留所”一面而言，许多内地徒留于案头文献的文化传统与语言习俗，却可以在广东找到现实生活中的遗存；某些学者，曾经就此发了不少宏论，比如说白话就是唐代的普通话等，其实既缺乏案头文献修养，也没有认真去做一点田野考察。而就其“先锋队”一面而言，两千多年来，广东人不断引进海外文明，至今在南粤大地犹存芳踪，或有迹可寻，不过更考案头功夫，田野调查难度也更大，却也是岭南文化建设的魅力所在，也是功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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