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的年份

新与旧的年份：

我是在福建长大，见证了人性的改变，从有道德、有善良到没道德，没善良，祸因就是物质、物欲造成的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我小时候在农村，一些人还是有些知识的，上一代人喜欢聚在村里的小卖部聊三国，聊前朝毛蒋故事，还经常为了某个历史人物吵的喋喋不休。村里有个人有一次被镇里的流氓欺负了，全村的人都拿着砍柴刀、锄头到镇里请运，视威，那几个流氓早吓得逃之夭夭，流氓开始都觉得村民老实好欺负，一看密密麻麻的凶器，谁不跑路躲命。随着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输入很多城市生活的现实是非，唯利是图、嫌贫爱富，笑贫不笑娼的风气也污染到了农村，大家都潜移默化的浸淫其中。谁家有钱，大家都乐于去接触和吹捧，说话也有人听，可谁没钱，无论他说什么，大家都不愿去听，大家的生活越来越貌合神离，内心都隔着一扇门窗，亲戚朋友有时候也是同床异梦，喜怒无常当面就表现出来了。

相比现在，过去算是纯真年代，我刚到福州的时候，没多少钱，很快就花完了，又不敢回去，饿了几天，喝着自来水，最后找到一家小工厂，苦口婆心，终于被一个东北的厂长给收留，还借钱给我买被子。现在我已经忘记了他姓什么，我在工厂里做了不到一年就走了，他们是做一种升降，拉杆式的衣架，可以晾晒近百件衣服，后来听说东北老板不做了，留给福州合作的伙伴继续经营。最开始到福州的时候，还是可以接触到喜欢文学的人，爱读书的人，那个时代，听歌都是磁带，也爱听收音机，娱乐就去网吧，一些人会去酒吧跳的士高，没钱就等十点过后进去，那时段就不用买门票了。一般人家里没有电脑，打发时间似乎只能是看书，那时候书店也多，议论天下大事的人也不少。文艺虽然存在，不过已经变味，互相之间都在讨论纯文学没有市场，都在嫌弃无利润的文学操劳，把忧国忧民的行为讽刺是无病呻吟。我认识的几个写现代诗的人，只有一个陈老师算是尊重过我的，她热爱写现代诗，我也参加过几次了他们的诗歌聚会，后来因为我过于愤青，说话很激进，他们觉得我是邪教，就没有继续和我来往，也把我在他们论坛上发表过的诗歌一律给删除了。

后来我还认识一个大学江教授，也曾帮过我小忙，只是离开太久，早模糊了他们的模样，就算路上擦肩而过，彼此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了。当时我住在很混乱的城中村里，接触一些流氓，可要和现在的流氓比较，当时的一些流氓还是很上进的，他们日常有读书的习惯，比如我认识一个偷自行车的伙计，就喜欢读古龙、金庸，其他人如一般打工的，也有些人喜欢去借书看，当年有租书的店铺。我映像比较深的是一个靠下棋谋生的人，姓王，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真名，他说自己很喜欢下盲棋的王一生，梁家辉主演过这部电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王一生，所以他告诉别人自己姓王。他的朋友都是下棋谋生的，比如在马路上摆个残局，一般人破不了，他们会出没许多场合，比如学士街，人多的地方。王告诉我自己的父亲曾经被造反派武斗过，家被抄了，所以现在穷困潦倒，王除了能下一手好棋外，还喜欢读书，谈古论今，也经常请我喝酒。

当然，当年认识的人远不止他们几个，可既然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嘲笑纯文学，也就没有必要记得他们是谁了，文学就应该写实生活，揭露现实，像白居易、柳宗元的作品都是源于生活。想想当年的书店真多，新华书店开了许多分店，我经常会跑到师大去玩，想认识一些懂文艺的学生，当做以文会友。当时的我读书不多，却意气风发，确实有些不自量力，还幻想能结缘才女，如今的我读书万卷，可惜青春流逝，不再是当年18到20的年少了。仓山老师大的对面开了许多书店，我习惯去晓风书屋，全福州只有它那家是卖学术性的书，文学作品、学术论文、文献古籍比较完整。现在，各个书店早寿终正寝，不知去向，现在马路上会搞一些流动借书，这些书，简直就是知识的糟粕，不过适合现在的人看，现在的人文化畸形，思想残疾，如果是放到过去，看者寥寥无几。

年份不一样，觉悟性也有差异，过去属于书生论政，有天下兴亡的激情，现在的孩子都是满口脏话，不讲卫生，不学无术，道德建设一塌糊涂，利己思想甚嚣尘上。过去，我接触的人，都是习惯拿着书，穿着也很普通，最简单就是衬衣，冬天外面毛衣，里面衬衣。很都人都会在自己的上衣口袋插根笔，现在的孩子拿着品牌手机，穿着品牌衣服，对社会漠不关心，对腔权噤若寒蝉，对弱势冷嘲热讽。我的过去，恰恰是小文艺复兴没落的年份，我却像个堂吉诃德，一副复兴斗士的样子，结果被现实弄得焦头烂额。当年的我越觉得福州窒息，也就觉得文学已经被埋葬，没有生机，文学既然陨落，我就要重新寻找土壤，于是我一无所有去了帝都。我还是像个堂吉诃德，不过经历一些磨难后，现在觉得自己已经升华到了普罗米修斯的境界了，技能当然不足，精神上还是能够比肩，至少我有恻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