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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重构-唐帝国与其地方诸侯》第四章 第四节 李锜叛乱与动乱期的终结
在标志帝国对藩政策由德宗的贞元模式向宪宗元和模式转向的政治举措中，元和二年（ 807）宪宗讨伐宗室李锜——这位韩滉后任镇海军节度使的战事，尽管不是唯一，但也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政治事件。
张子良等三人虽是李锜的亲任将校，但他们所率军队与李锜所招募的挽硬、蕃落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其一，论同李锜的亲疏关系，显然后者更为李锜所亲信。其二，论性质和地位，前者是作为镇海军正规官健的牙军，而后者则是节度使李锜的私兵，原则上来说，后者是不被中央所承认的。其三，论职责，尤其在李锜叛乱中，张子良等人所率的部队主要被李锜用来充当叛乱的马前卒，因此无疑是李锜浙西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而挽硬、蕃落兵则是被李锜留在身边作为自卫用的。
叛乱由李锜挑唆少数亲兵发起，并应得到过其他一些将士的支持。在其后的军事部署中，李锜将最为亲信的私兵留在身边自卫，令长期培植的心腹镇将诛杀各州刺史，并派遣所信赖的牙军将校率领精锐部队进兵宣歙池。不过颇为讽刺的是，在中央调遣征讨李锜的军队还没有采取什么正式行动之前，李锜所派遣的分下宣、歙、池的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的部队就已经回戈趣城、返攻润州，并在一夕之间擒拿了李锜，平定了叛乱，此举令朝廷都意料不到。
精心安排的军事计划在一夕之间就宣告失败，且毁于自己的部将手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张子良能够在行中谕军士而部众大悦；其后入润州，以监军命晓谕城中逆顺，又如此顺利，除了李锜豢养的挽硬兵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可见其在浙西必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就是下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张子良处徐州多年，徐州兵强其自然知晓，其选择倒戈以擒李锜，从审时度势的角度来说，与这一点恐怕也不无关系。
我们可以对李锜时期浙西军队的构成情况，以及这些军队在李锜叛乱中各自所体现的作用作一个总结了。在浙西的军队中，“挽硬”、“蕃落”是李锜所增募的私兵，不属于中央规定的正式建置。作为李锜所蓄养的心腹之兵，他们多为在当时社会结构中没有地位的亡命徒，或在广义的意义上和亡命徒相同的流散在内地的异族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追随李锜左右，充当节帅及其家人的护身兵，甚至还与李锜结成了有模拟血缘性质的义父子关系。然而，尽管他们是李锜最为亲信的士卒，但毕竟不是正规的官健，并不具备很高的战斗力，在与裴行立交战的过程中，李钧所率的三百挽硬不堪一击。
左右叛乱成败的决定因素是张子良、田少卿、李奉仙所领之兵。这支被李锜委派攻取宣歙的军队与润州城内的裴行立遥相呼应，倒戈回城，并在一夜之间平定了李锜的叛乱。考察他们的身份，我们发现，张、田、李、裴等人都是浙西的职业牙校，而他们所率领的军队也都是浙西最为精锐的牙军。
松井秀一先生曾将李锜叛乱结束到宣宗大中末年这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视为江淮的一个“平静期”。在此时期内，江淮的官僚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藩帅任期已缩减至平均只有二到三年的同时，中央高级文官出任江淮藩帅，或由后者升迁入中央的比例也大为增加。通过实现对江淮廉帅、刺史等地方主要官员的有效掌握，从穆宗到宣宗时代，这一地区再没有出现过类似李锜叛乱这样的事件，甚至颇为强悍的藩帅都很少见。与此同时，这些朝命藩帅的从政心态也已由关注地方转向希冀获得中央的奖擢，因为这是他们保证自身财富累积与仕途官界荣达的根本途径 ，于是通过克扣军饷、停废兵额等手段来向中央进奉更多财赋的事例频频发生。
尽管江淮藩帅与军士间的矛盾相当突出，但这种矛盾实际上并不构成江淮政治社会发展的主流。那么，真正在元和时代以后左右江淮政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在地方权力结构的重组中，江淮将与河南存在明显的不同？个中的答案就在于这样一个新兴阶层的崛起，他们通常被日本学者称为“土豪”，或者“在地有力者”。
土豪层”概念的使用，潜在地是与另一个概念的使用相对应的，这个概念就是“官僚层”。虽然官僚和土豪都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前者拥有政治特权，换言之，他们的形象是在官界中得以显现的，在地方任职或待选不过是寄住而已。但后者不同，他们虽也会在州县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权力来源还是在地方。
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江淮农民起义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其领导者往往并非普通的农民，而是被史书称为“土豪”的一类人物。州县富人“皆去为盗贼”是肃代之际江淮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实际上，袁晁起义的领导者袁晁，就是一名被韩滉称为“乡县豪黠”的下级胥吏。不过基于袁晁等起义的影响，代、德之际是政府惩治豪强，同时也是土豪层相对式微的一个时期。而土豪势力的再次崛起，则确实是“平静期”到来后的事情。
言之， 9 世纪后江淮土豪的势力不仅重新抬头，而且发展迅猛，其发展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豪强富室的大土地私有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二，富豪层从事商业，比如高利贷、盐、茶贸易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其三，江淮土豪充任州县下级官吏或冒为衣冠户的情形突出；其四，地方富户假职于诸军诸使的现象在当时也很普遍。换言之，江淮土豪已经成为兼具农、商、吏、军等多重身份的一个地方势力集团。
与“平静期”前的那个江淮相比，新动乱期中引起我们注意的人物，已经不可能再是李璘、李峘、韩滉、李锜这样的皇亲贵胄，也不是季广琛、柏良器、王栖曜、李长荣、张子良这样多少带有点文儒气质的外来将领，在动乱年代的最后，登上并成为江淮舞台新主人的是庐州的杨行密以及杭州的钱镠——一个曾经的“盐贼”、乡里武装的首领、协助唐朝镇压起义并借此发家的江淮土豪。
无论在永王事件还是刘展之乱中，我们发现地方军将本来都是相当活跃和颇具实力的一个群体，如果用于与安史叛军交战，本可以大显身手的，但遗憾的是，这些对上层斗争或中枢心态缺乏了解的将领，最终都被内耗于无谓的闲置或牺牲之中。而由此一并带来的结果，则是河南战局的惨烈与落在江淮社会的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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