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引起了一些社会震动,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两件事。一是李文亮的不幸遭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二是蒋超良、马国强等一些地方官员被免职或“不再担任”。
李文亮医生因在同学朋友群里发布发现SARS病毒的消息,而被武汉警方训诫,此后又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引起社会广泛同情和哀悼,我也深有同感。不少媒体把李文亮称吹哨人,甚至是英雄,我却有不同的看法。
李文亮遭训诫吹哨人制度源于美国的吹哨人法案,是为了保护食品安全而建立了保护告密者制度。吹哨人类似于内部举报人。李文亮发出微信,显然不属于举报范畴的社会公共行为,而是向同学朋友发出危险预警的个人行为。
吹哨人制度如果把李文亮的微信视作一种公开信息发布行为,而把他称为吹哨人,那正好证明了警方对他的训诫是有依据的。因为李文亮是眼科医生,他不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也不具备发布传染病疫情的主体资格。我当然不认为这是一种公开的信息发布。
人们往往以结果来反证过程行为的正当与否,这其实是有问题的。这一次的结果正好是形成了新冠病毒的疫情,如果没有形成疫情呢?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件事呢?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科学上对它并不了解,对是否会形成疫情这种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判断,采取谨慎的做法是必要的,以免引起社会恐慌。
警方的传唤行为、武汉市卫健委的沉默或者不实发布(“未发现人传人”),以及地方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应对迟缓和不当,则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崔天凯接受美媒采访是否存在为了两会的顺利召开,为了营造春节的节日气氛,而故意压制疫情信息及时披露的问题,是否存在甚至因为大型会议和万人街宴的举行而加重了疫情的问题,相信中央纪委调查组会做出一个明确的调查结论。
疫情是否会形成?这是事先无法预测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面对发现新型传染性病毒,各个方面都必须快速反应,紧急应对,根据事情的发展,随时随机应变,控制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但很多人都在用惯性思维思考问题,按部就班,缺乏应对危机的主体责任和担当。
崔天凯回应换帅问题有人提出,已经发生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为什么当地在面对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时,还如此手忙脚乱呢?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来不可能是简单的重复。
自1825年英国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再到1929~1933年美国的严重大萧条,人们从来没能从中吸取教训,获得足够的经验来避免经济危机的再发生。现实和历史也告诉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也不是一次比一次强。
不妨引用美国著名的跨界学者邓肯·J·瓦茨教授在《反常识》一书中的一段话:
使卡特丽娜飓风成为黑天鹅事件的并不是风暴本身,而是后续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堤坝崩溃、城市大范围洪水泛滥,应急响应迟缓,超过1800人死亡,数10万人被疏散,很多人无家可归,人口大量流失对新奥尔良市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行政无能,以及权贵特权阶级对弱者的漠视,这些都给公众留下了心理阴影。我们把卡特丽娜飓风当成一个黑天鹅事件,源于围绕它产生的所有复杂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
我想说面对灾难,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尽快遏制疫情的发展,争取尽早结束疫情。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今后有时间去进一步的发现、总结、善后和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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