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老子》中有“国中有四大”，除了道大、天大、地大之外，还有“人亦大”，“人居一焉”。然而在郭店楚简《老子》中却是：“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这里（指郭店楚简《老子》）有三处文字与流行版本不同：一是“王亦大”，“王居一安”，不是“人亦大”，“人居一焉”；二是多了两个流行版本中所没有的“安”字；三为不是傅奕等本的“域中有四大”，而是“国中有四大”。“域”虽通“国”，但“国中”专指政治、社会领域，而“域中”还包括自然界。这几处对于破译老聃的政治哲学至关重要，千万不可大意。
商周之时，君主专制已初具规模，尽管它远不如秦汉时强大与完善，而王侯“受命于天”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至春秋时，礼崩乐坏，周天子早已不是天下之“共主”了，天下纷争，“政在诸侯”。且侯国之内也是纷争不止，“政在大夫”。如何停止纷争？作为周王朝史官的老聃认为：天下必须定于一尊，侯国也须定于一尊，天下方能安定。所以老聃将王侯受命于天的观念赋予了理论的自然神秘色彩，将王与天、地、道相提并论，可谓尊王已达至极。但是反反复复的历史经验也使老聃清醒的认识到，仅仅尊王是万万不行的，那样会使“王”胡作非为，忘乎所以，无法无天。老聃时期当然不可能制定宪法来制约“王”，于是老聃在提出“王亦大”之前，提出了“天大、地大、道大”，并且在“王大”后面又提出“法天、法地、法道”，最后连“道”也得法“自然”，何况“王”乎？老子明为捧王、尊王，实则是进行遵从自然客观规律的说教，企图以此来限制王。老聃想用这种有限制的尊王来达到天下、国家和人民的安宁，所以就有了“国中有四大安”的结论。这种安定、稳定、宁静的政治哲学，也许至今不无借鉴价值。后人删去前句之“安”字，将后句“王居一安”“改革”成了“王居一焉”。
自西周以来，各类《老子》抄本中关于“王亦大”的说法，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是那是因为当时现实的需要。比如东汉时期的张道陵，出于道教养生、长生的需要，已将“王大”改为“生大”了。到了唐代贞观之时，天下大治，国泰民安、四海平静，由于“王大”已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因此“王亦大”被改成了“人亦大”。“人亦大”被列入“四大”。再说《老子》中的“以百姓心为心”等思想就是一种“人亦大”的“情结”，且道家、儒家著述也有以天、地、人并提的，所以改“王亦大”为“人亦大”顺事成章，顺应潮流，故能迅速被人们认可和传播，由唐至宋、明、清乃至现当代。其实“王大”乃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实，“王大”是历史之必然，是《老子》文义的“理想嬗变”。
至于“王大”是否服从于天大、地大、道大，那就很难说了。而“王大”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人大、民大，迟早会到来，但那将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改变之后的事了。
2003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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