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只是形而上吗？哲学只是专家学者的专利吗？我们普通人如何为人处事称之为生活哲学，哲学应当是人处理人与物、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的指南。《简史》中对哲学是这样描述的：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所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新儒家最重要的课本。孩子呀呀学语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也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如此看来，哲学是渗透在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中的。
冯友兰先生理解的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以人生为对象的反思。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但是儒家思想渗透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但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西方还是中国，对超乎现实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为学”其功用在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功用在提高精神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放弃了宗教的人，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务绝缘。”“不过幸好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正如王阳明所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我们每个人在纷繁的事务中要想笃定从容，需要很多人生的智慧。选择无处不在，烦恼肆意丛生，压力如影随形，机缘稍纵即逝。入世？出世？现实？理想？解决这些对立的冲突，就是哲学的成就。我们问道哲学，也是为了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世界。
哲学所讲“内圣外王”之道，也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大则“化天下”，小则“以身载道”。哲学从来不是一种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行动的箴言体系，“在认识上永远摸索，在实践上永远行动，或尝试着行动”，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哲学就是他的传记。
以上是先生在第一章中讲到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在阅读二至七章中，引起我关注的有几个理论或者说观点。
"反者道之动"。这个理论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都支持。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黑格尔说法是：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又说：“日盈则昃，月盈则食。”此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同样，儒家道家皆赞成。“毋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的过多好。
“正名”。孔子提出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所谓“名实相符”，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联想自己，总是想把各种角色诠释好，努力平衡各种角色之间的冲突，力所不逮但尽力为之。
“仁、义”。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也不是义的行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已经有了义利之辨。“仁”即“爱人”，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在管理上，基于人性之弱点的“以利相诱”不如激发人性优点的大道大义来的高明。
“忠、恕”。“忠”即“尽己为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也成为“絜矩之道”，即内心公平中正，做事中庸合德。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絜矩”，也即为人做事的原则。
“知命”。我们常说“尽人事，听天命”，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配合。但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就是“知命”。这样看来，知命也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需萦怀。做到这般，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浩然之气”是孟子独创的名词。孟子描述了自己精神修养的发展过程，一方面“知道”，就是提高精神境界的道，另一方面“集义”，就是经常做应当做的事。一个人能够“知道”而且长期“集义”，浩然之气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孟子所说，浩然之气不是别的，就是充分的发展了的人性。
还没有读到老子庄子，读到了道家的 发展。一则《庄子》山木与雁的寓言，已让我心有戚戚。“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实在是人的最佳心灵导师！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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