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疆界的革命：在大西洋世界呼唤自由》是美国历史学家珍妮特·波拉斯基（Janet Polasky）极富雄心壮志的一部著作。她综合运用多种史料，如18世纪旅行革命者的小册子、报纸、书信、小说、日记乃至谣言等，打破传统民族国家的历史写作框架，尝试跨国史路径，展现了1776年至1804年间大西洋世界此起彼伏的革命事件中思想观念的交流和碰撞。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传达出的“自由”观念突破疆界，得到了欧洲、北美、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和国家的回应。
珍妮特·波拉斯基于1978年自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执教于新罕布什尔大学历史系，任首席教授。她可以运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多语言史料，专治欧洲史，这为她研究18世纪大西洋革命史、比较史学、城市史和欧洲女性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优势些集中在一起论述18世纪末的大西洋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革命，令波拉斯基的《无疆界的革命》一书从方法论、材料的选用、谋篇布局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且在史学史层面颇具新意。
一
从方法论和史学史的角度看，波拉斯基采用跨国史路径，展现自1776年美国革命爆发至1804年海地革命为止，近30年间“自由”的革命思想观念在大西洋世界的传播过程。帕尔默（R. R. Palmer）曾以“民主革命”为核心书写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史，将18世纪后期描绘为一个社会动荡和政治多元的时代，尤其关注欧洲和美洲地区的政治事件，强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波拉斯基试图挑战帕尔默的“民主革命说”，打破以美法革命作为18世纪革命叙事的主流，将欧美之外的大西洋边缘地区的革命纳入到整个大西洋世界革命的叙事框架内。
作为一项政治思想史研究，波拉斯基从“自由”观念的认识和发展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角度，考察了18世纪末的整个大西洋世界的革命。她尝试以18世纪末“自由”思想在整个大西洋世界的发展为主线，不仅包括欧美地区，还将非洲的塞拉利昂和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等整个大西洋世界的革命事件纳入到叙事范围内，展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自由”的观念丰富的内涵及其演化。从有色人种的角度看，在美国革命时期，他们希望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从而获得人身自由；随着革命的推进，有色人种不仅需要人身自由，还强调获得土地财产的自由。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自由”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例如有些地区并未受到暴君的压迫，在开明君主治下仍爆发了革命；普鲁士地区选择了维持传统，抵抗法国式的自由共和制度；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通过军事手段从五个方向干预邻国，在这个过程中，被掠夺的国家和地区对法国的“自由”信念产生了动摇，这种干预到底是给他们带去自由，还是只是满足法国自身的利益？
但是，波拉斯基将18世纪末整个大西洋世界大大小小的革命实践一视同仁，进而分析其“自由”革命话语的尝试，挑战传统美法革命的主流革命叙事模式，有拔高偶发性的事件的意义之嫌。
波拉斯基想在启蒙时代中建构出一种平等的革命场景，把欧洲、北美、拉美、非洲所构成的大西洋世界的革命事件一视同仁，运用书信、小册子和小说等不同体材的史料，阐释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的诸革命中的“自由”话语。但是，并非所有的革命事件都称得上是真正的“革命实践”，他们所秉持的“自由”话语的内涵也不尽相同。重新发现的一些小的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事件本身具有地方性而不具备普遍性的特点，这很难同美国和法国的革命的意义等量齐观。
另外，波拉斯基在书中提及许多失败的革命尝试，如日内瓦、波兰、比利时、爱尔兰等地区，这些失败的革命或多或少都与法国相联系，它们或是法国的模仿者，或是受法国直接干预而起，有些甚至因为与法国相冲突而遭受失败的结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的军队跨出边境，直接干预其邻国的政治，其“自由”话语遭到邻国的质疑和反对，这种情况下，很难再说18世纪末的“自由”观念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和国家利益而反对法国干涉的普鲁士等国家和地区，其坚持的君主制政体是否是“不自由”和腐朽的呢？法国干预行动本身是否带有“反自由”的倾向呢？
从史学史本身层面来看，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专业史学兴起的时代，就有美国“帝国学派”等史学家将近代早期欧洲和北美的历史放置于大西洋背景下加以考察；在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将“大西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分析框架，研究这个区域内的人口迁徙、商品流通、政治意识和宗教思想等因素，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路径。 与此同时，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框架局限性日益凸显，研究领域狭窄，过分强调本国本民族历史的独特性，忽视国家间的互动，加之民族主义立场威胁到史学研究的客观中立，因而在史学领域出现了“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跨国史应运而生。 在入江昭（Akira Iriye）看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跨国史”或“跨国视角”（transnational history或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强调以跨国的立场重新解读民族国家的历史，试图突破国家例外论的叙事立场，讨论文化、宗教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跨国史路径把民族国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纳入到研究之中，拓展了研究思路，加深了对传统历史研究中所忽略面相的理解和认识。本书多次提到“national borders”（“国家疆界”），可谓一种典型的“跨国史”研究，比“大西洋史”或“跨大西洋视角”要复杂得多。波拉斯基在书中讲的是大西洋两岸不同国家、人群和革命者的共同故事。
二
波拉斯基依据不同类型的史料安排篇章布局，每一章主要依附一种特定题材的史料解释特定的问题，这种运用材料和写作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大致看来，作者每章都追溯一种特定体裁的文本，论述某个核心问题。例如作者在第一章开篇便指出“是小册子而非毛瑟枪引燃了从北美到欧洲的革命”，她强调这种便携文本在大西洋世界中传播革命思想观念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三章主要使用回忆录、日记等文本，记录旅行中的革命者的所思所感，从个人视角展现出他们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革命的观察；在第四章，作者利用报纸展现当时在公共领域中迅速增强的政治论辩和煽动性言论；第五章则以谣言为依托，描绘大西洋世界不同区域和不同身份的人群，特别是边缘群体对各种信息的理解和解读，进而阐释当时“自由”革命思想观念在大西洋两岸的流传；波拉斯基以小说作为第六章的核心材料，展现当时旅行革命家的妻女的思想情感变化，重点考察革命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第七八两章则基于跨大西洋交通网络之间传递的私人信件和外交书信展开论述，凸显信件在外交、商业、社交等方面的功能，从个人情感和公共事务两条主线展现革命时期大西洋世界的意识形态流变。
不同题材的史料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各个章节以某种特定题材史料为证据，来理解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的革命。第二、三章区分当时期刊和游记在叙述上与后来出版物的区别；“如果小册子开启了革命性的讨论，那么报纸会扩大政治辩论的范围，并且经常会升级[政治]俱乐部的煽动性言论”，这是波拉斯基第四章的核心内容，她分析了新闻和志愿协会在创造和促进革命浪潮；第五章要展现历史学家如何解读“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的谣言。在第六章中，作者的提出了以下问题：历史学家如何识读小说？在革命中他们是否写了或者改写了自己的家人？这两者是否可以兼得？第七章讨论了如何看待深情的信件。
波拉斯基的选材和论述可谓用心良苦。从时间和空间范围来看，不同题材史料的时效性以及作用的空间范围逐层递进，令革命场景的转换富有层次感。
第一章以实效性最强、空间联系最为紧密的小册子为开端，展现出小册子对政治事件的煽动性影响，与她在本章中的论点“是小册子而非毛瑟枪引燃了从北美到欧洲的革命”相呼应。随后以报纸为媒介，展示公共空间下不同革命参与者对革命的态度和言论。一方面，革命的信息依托当时发达的贸易运输网络，大西洋世界不同地区的大大小小的革命事件得以迅速传播；另一方面，革命时期的人们的“自由”观念和话语是如何在咖啡馆和酒馆里传播的。很难想象，在18世纪，没有通讯网络，不同大洲的信息何以如此之快地在大西洋世界传播流动。在第七章中，波拉斯基选取书信这种实效性最差，涉及地域空间范围最广的体裁，反映18世纪末欧洲革命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因为通过邮政网络传递的书信很容易寄丢，为确保书信交流的连续性，一般书信会标号，回信就在收信的背面，这样可以保证信息的通畅。作者选取小说，尤其是女性作者的小说作为体裁，分析18世纪末欧洲女性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她们长久以来对自己家庭的观察，在旅行过程中的所思所想，让小说这种文体形式成为可以利用的史料。
波拉斯基笔下大西洋世界的革命随着革命旅行者实现了空间层面的跳跃。在史料形式的转换中，作者所展现的革命场景从欧洲小国（第一章），转换到了欧陆强国法国（第二、八章），法国革命后的革命者进入加勒比海地区（第五、九章），期间包括以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为代表的英国人进入美洲参与美国革命，这些“世界主义者”在普遍号召“自由”观念下参与各国、各地区的革命者，在革命之后反而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令人感觉格外讽刺。
这种颇具新意的写作方式，的确能让人们重新关注18世纪末边缘地区的革命活动，以及边缘群体在面对革命行动的反应。但是，囿于材料本身实在有限，加之波拉斯基对文本的分析相对不足，不能展现出不同的群体在复杂的公共领域内的想法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受不同革命者“自由”话语的模糊性的影响，让作者难以清晰地分辨出不同的史料所反映革命事件的影响力差异，所以作者错误地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革命实践同等看待，不经意间拔高了一些地区和国家境内革命的影响力和意义。表面上看，这些革命活动都受到“自由”话语的影响，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有着各自的内在因素，并非只受“自由”意识形态单一外部因素的驱动，这种将革命归于简单的外部“传染”（contagion）的归纳方法，大大简化了18世纪末革命的复杂性，抹杀了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波拉斯基试图纠正前人陈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所展现的宏大的革命图景本身亦偏离了历史实际的发展方向。
不过，波拉斯基对每一章安排了某种特定文本作为主要论述材料，不同体裁的材料也在各章中穿插使用的方式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学习和借鉴这种方法，依据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的特质选取史料，兼顾各种不同材料的特点丰富论述，令行文更有层次感，视角更加开阔。
三
另外，与美国史学界近年来强调多元叙事的潮流相吻合，波拉斯基在书中选取多元的叙述对象，既有对拿破仑、华盛顿、杰斐逊等传统政治精英人物革命行动的展现，也结合分析了革命中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思想情感变迁，尤其从她所擅长的女性史角度考察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的革命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进而展现这种影响下革命在政治层面产生的意义。
一方面，擅长性别史研究的波拉斯基用一章专门论述旅行革命家妻女的文字信息，包括她们的书信和文学作品，这些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文化的女性，善于观察和表达，将个人情感与对革命的认识记录下来，呈现出同以往精英视角完全不同的史料信息和价值，展现出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云波诡谲的思想观念转变对个体家庭生活的影响。通过对小说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以及家庭通信的研究，波拉斯基认为，美国女性比欧洲女性更独立，她们认识到个体理性的重要性，尽管受制于家庭伦理观念他们很难自由旅行，但是她们像男同胞一样，“能够自我管理并为社区做贡献”。波拉斯基在整个大西洋世界的革命中展现女性地位变化的主题，但是显然这种转变并不显著，甚至难言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除了法国女性真的走上街头，领导革命，最后尚且被雅各宾派镇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对革命的影响力显然微乎其微。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的话语和夫妻、朋友间书信中“自由”观念，更多是个体、家庭对革命的直接和间接的反应，难言革命前后女性地位有什么实质性的转变。
另一方面，波拉斯基兼顾对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思想、行为的揭示，从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效忠派在不同革命时期，跟随英帝国从美国向新斯科舍转移，进而到达非洲的塞拉利昂、欧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建立新家园的愿景，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自由”思想观念的理解和呼唤。很多革命旅行者留下了书面记录，波拉斯基在对英国废奴主义者、爱尔兰神职人员、美国外交官、日内瓦流亡者、波兰士兵、非洲学生、加勒比海地区的前奴隶、法国游客和荷兰的译者等不同身份的革命参与者编写的小册子、报纸、私人信函、小说和杂志等一系列体裁的史料的梳理中，力图展现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革命中的“自由”意识形态。波拉斯基特别提到，随着各地革命的推进，在一些酒馆和咖啡馆等俱乐部，为了让不识字的会员知晓最新的革命动态，他们专门请人大声朗读报纸新闻；而这些新闻材料来源广泛，有一些是革命旅行者从大西洋世界各地搜集并整理、翻译出版，在波士顿、巴黎等地区有大型报社保证报纸定期出版，这大大促进了信息交流和传播的效率，也促进了不同地区的“自由”意识形态在大西洋世界不同地区的传播。
但是这种“自由”观念是否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值得慎重思考的问题。如果将其作为一种同质和不变的观念来看待，那么显然有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简单化的危险；而如果否认不同群体之间确有一个对“自由”观念的呼唤，似乎又不能完全反映历史事实。因此，需要重新考察不同群体之间的“自由”诉求到底是什么，他们的“自由”来源于何方，与国家层面的“自由”话语有着怎样的关系，亦即需要深入到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重新考察“自由”话语的内涵，从而展现历史应有之意。
受制于文字史料，完全从底层群众的视角揭示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的革命显然是“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底层人的政治诉求表达纷繁复杂，本就无法成体系展现，加之当时识字率极低，少有底层人著书立说，令他们的观点和思想无法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但是，波拉斯基另辟蹊径，从文学的角度窥探时局，以精英人物身边的亲人、助手，以识字的黑人革命领袖的记录作参照，展现出那个时代上层群体之外的其他人群的情感和思想观念，这不失为一种折中方案。虽然波拉斯基所选用的人物仍处精英群体，但是他们的言行已然脱离传统精英范围，因为与普罗大众有所接触，或多或少在其书信和作品中展现出他们的想法，尤其涉及到对“自由”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尽管是从精英身份和视角来看待非精英底层群体，但是与传统的精英叙事已然不同。从这个层面来说，这些文字表述带有非精英色彩。
总而言之，波拉斯基的《无疆界的革命》一书有鲜明的特点。该书以1776年美国革命爆发为起点，以1804年引燃的海地革命为终点，勾画出半个世纪间整个大西洋世界此起彼伏的革命实践和“自由”等革命话语的流变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以跨国史为基本框架，借鉴了多种历史写作的方法，运用不同题材的史料，展现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西洋世界复杂的革命事件和多元革命参与者及其话语。尽管她并没有创造性的提出新的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但能依靠如此有限的史料以及现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英、法、德等多国语言材料铺陈叙事，描绘了一个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宏大的革命图景，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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