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作品，不论是散文《湘西》、《湘行散记》、《烛虚》，还是小说《月下小景》、《边城》、《长河》，篇幅不是很长，但那清新、自然、优美的抒情笔调，叙说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湘西那种乡土的宁静、生活的律动、人性的美丽，人与自然的和谐，犹如一幅幅山水画，展示在你的眼前。特别是他的小说，以其特异的生命形式，熔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景画于一炉，展示了湘西民风的粗犷强悍，民俗的淳厚善良，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璞归真的牧歌情调。
沈从文那种看似随意，又无时无刻不透着灵动的笔触，在文坛上形成了一种浪漫的乡韵，让无数人追捧效仿，学生汪曾祺的许多作品，就或多或少有沈从文的影子。人们喜欢上了沈从文，记住了湘西风凰，还有那条风情万钟的沱江。只是，建国后，人们再也没有读过沈从文新写的小说散文，就连他的那些老作品在书店里也难以见到。
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只是从史料里了解到，1949年8月，经过革命大学研究班洗礼的沈从文，由北大国文系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此后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参与部分陈列，收集购买文物，就如他自己说的，“在陈列室里，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但也是这段时间，沈从文先后撰写出版了《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等论文集。沈从文致丁玲书信称：“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1953年，沈从文收到开明书店来信，通知他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均代为焚毁。就这样，在主客观诸多因素下，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止了。
1964年春夏间，周总理提出，希望编撰一部中国历代服饰史，作为出国访问的文化赠礼，文化部推荐沈从文负责。沈从文忙了起来，收集图像和实物资料，将资料按时代排序，摹绘图像，引申文献，分析比证，撰写说明，研究进展顺利，只是政治原因，出版拖延。“文革”开始，该书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资料被查抄烧毁，他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81年，历经十七年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才得以在香港正式出版。
前段时间，再次翻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又有新的感受。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和他的文学创作一样，关注的都是普通的东西，从这些普通的东西上能够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体会到普通人的情感。他看到银锁银鱼，会想到小银匠一边因事流泪，一边用小铜模敲击花纹。在他的眼里，花花草草都有性情，瓶瓶罐罐皆有生命，他文物研究的着眼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
《古代人的穿衣打扮》这样描述：“社会风气且常随有权力人物爱好转移，齐桓公好衣紫，国人有时就全身紫衣。楚王爱细腰，许多宫女因此饿死，其他邦国也彼此效法，女子腰部多扎得细细的”。《中国古代陶瓷》写道：“至于白陶的出现，实在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这种花纹精美、形式庄严的白瓷陶器，在世界陶瓷美术史中，占据了首席位置。”这种叙说，这种笔墨，优美，质朴，清新，几乎感受不到文物的沧桑。
《敦煌壁画唐代船夫摹本》这样说明：“每天有成百上千船夫背牵上行，两旁崖石锋利如刀，每遇崖石割断竹缆，船夫必随同坠崖，断颈折臂，死亡相继。近年发现洛阳含喜仓遗迹，也多只知赞赏当时储粮丰富，地下仓库制度组织严密，却少有人注意到年以数百万石计的粮食转运过程中，船夫的劳役是什么情形。”文笔简炼优美，饱含情感，恍然中，还以为是散文。
张新颖在《沈从文精读》代序中说，“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来‘还原’各种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复’它们生动活泼的气息和承启流转的性质，汇入历史文化的长河。”将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和文史研究摆在一起，你会发现，文学创作与文史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文史研究是换了一种介质和方法来展示生命和情感，是另一种文学创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汪曾祺评价：“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
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讲：“有人说沈从文不写小说，太可惜！我以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沈从文在文物考古方面的价值和地位。
我赞同张兆和的说法，从文学创作到文史研究，与其说沈从文在逃避，不如说他是在做自救式的迂回积淀，厚积薄发，这是一种文学的积累，更是一种人和文学的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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