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不得已以养中
庄子·内篇·人间世·2·
【文】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音窜)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交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茀(音伯)然,于是并生厉心。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
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说】叶公子高,为叶县令,姓沈,名诸梁,字子高。他出使齐国前甚为焦虑,甚至害怕。原因有二。一,齐国人对使臣表面恭敬内心怠慢。二,这楚王交代的任务吧,若是办不成,少不得要遭受皇帝的惩罚,不好。若是办成了吧,内心一得意,体内的阴阳之气失调,生病了,不好。这样的话,他无论办成还是办不成,都会招来祸害。他向孔子倾诉,想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据他自己说,平时粗茶淡饭,不用大肆烹饪,家里自然是清清凉凉,现如今,早上接到任务,晚上就要喝冰水了。
孔子对诸梁说,这个世界呢有两个足以为戒的大法,一个是自然的,叫做命,一个是人为的,叫做义。子女爱父母,是天性。臣子事君主,这是义,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有君主,这是无法逃避的。所以,子女养父母,无论什么境地都要使他们安适,这是行孝的极点;臣子事君主,无论任何事情都要安然处之,这是尽忠的极点。从事内心修养的人,不受安乐情绪的影响,知道事情的艰难无可奈何而能安心去做,这就是德性的极点了。为人臣子的,当然有不得已的事,但是能忘我地去做一个事情,哪里还会贪生怕死呢?你按照这样的法则去做就行了。
然后呢,孔子谈两国邦交,他认为国家之间,关系近的,用信用链接,关系远的,用言语传达彼此之间的信任。而传递言语呢,容易把喜乐的事情渲染过头,也容易把愤恨的事情渲染过头,这个使臣实际上是很难当的。最好的办法只有实事求是地传递两国之间的信息,否则,容易背锅。
孔子谈为人处世,用技巧的,一开始,明来明去,渐渐地,就搞阴谋,太过分的时候,就诡计百出;以礼饮酒的人,一开始规规矩矩,渐渐地就迷乐昏醉,太过分的时候,就放荡狂乐。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一开始的时候,很单纯,最后变得很艰难。人与人之间,一开始是互相见谅,最后就成了互相欺诈了。
孔子谈强求,语言就是风波,传达语言,必定有得有失。风波容易兴,得失之间容易发生危难。所以一个人愤怒,往往是由于花言巧语,语言偏颇所致。困兽临死前,要产生噬人的恶念,那是因为它尖声乱叫,呼吸急促。凡事逼迫太过分,别人就会兴起恶念来报复他,而他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如果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谁能知道他会遭受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古语说,不要改变所受的使命,不要强求事情的成功。过度就是溢了。所以说,改变成命强求事成都会败事,这就是为什么做成一件好事需要很久的时间,做成一件坏事就后悔不及了。这可以不谨慎吗?
心神任随外物的变化而悠游自适,寄托于不得已而保养自己的心性,这就是最好的了。何必去担心国君的回报呢。不如如实地传达国君的指示,这样会很困难吗?
庄子借孔子的口说这么一番话,用意在于强调游心的重要性,心神任随外物的变化而悠游自适,寄托于不得已而保养自己的心性。
回看全文,诸梁的思考源于世俗的成功或者失败,庄子的思考源于个体精神的自由。这两者的出发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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