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而战？

为谁而战？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奴”。在帝王时代，所谓国家是皇家的私产，和臣民无关。臣民都不过是奴才罢了。慈禧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听起来太荒唐，但符合当时的逻辑，没毛病。（请不要随意联想）

但是，当时困守扬州的南宋大将李庭芝却遇到了难题。原来南宋小皇帝和太皇太后已经投降元军，南宋已经灭亡。太皇太后派人前来宣诏，令李将军开城投降。他该怎么办？难道他可以向侵略者屈膝么？那死后如何面对列祖列宗？但不屈膝就是抗旨，岂非死罪？扬州是皇帝的扬州，连他都不要了，李大将要为谁而战呢？名不正啊！

想必李庭芝心中还有更高的准则，他杀了钦差，拒绝投降。将扬州交给部下李焕之后，自己驰援泰州。殊料两城守将随即开门投降。于是他被俘，终于在叛将李焕的叫骂下被杀。但李焕是叛徒吗？好像很难说。他听从太皇太后的旨意行事，有什么错？这真让人迷惑了。忠臣，还是奸臣，到底如何界定？谁能说得清？

忽然想起孟子来了。他曾经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

至于象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真是太美妙了！）。

春秋后期，周王室衰败。原来神圣不可动摇的天——周天子已失去天下共主的身份，天下大乱，礼乐崩坏。孔夫子为之痛心疾首。现实已动摇了人们对于神圣天道的崇拜。另一方面，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一些学者提出要突出人的地位。比如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观点，强调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天”的地位已开始动摇。从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政思想，告诫统治者“爱民”、“利民”，轻徭薄赋，听政于民，与民同乐。这标志着民本思想的形成。但是很遗憾，这不过是极少数学者的理想，也就是美好的幻想罢了，完全不可能实现。接下来的战国时期，更是天下大乱，不可收拾。

等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封建制彻底破产，帝王专治取而代之。从此时起，孟子的民本思想更没有立足之地了。国家成了皇家私有，臣民变成了奴仆。知识分子“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没有其它出路。臣只为帝王效力，百姓死活和他们无关。帝王和贵族集团高高在上。故而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哀叹。百姓被看成狗，甚至蝼蚁，毫无价值，死不足惜。

“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是极有名的一句话，击中要害，振聋发聩，是谁说的？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水师和英国军舰对战。当清军军舰被击沉时，在岸上看热闹的民众爆发出欢呼来。这让英军统帅大惑不解，难道他们疯了吗？此时买办龚半伦说出此话（他一贯被看成叛徒，但此话揭示了实情。）。民众苦清久矣，现在终于看到一场好戏，让大家出一口恶气，怎不高兴？难道能责怪他们不爱国吗？本来这个国就不是他们的，而且还使劲压迫他们，他们的心中哪里有爱？只有仇恨！巴不得它赶快垮台！

经历了那么多朝代的帝王专治，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到了明末清初，古代民本思想又开始抬头。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对君主专治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指责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反对君主把天下当作私产，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的责任就在于“以天下万民为事”。这种社会正治思想是进步的，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

在帝王专治统治下，一旦帝王垮台，必天下大乱，百姓如一盘散沙，没人能够逃脱战乱的荼毒。平静过渡交接绝无可能。难道还能让这样的制度继续下去吗？

为谁而战？如此的艰难的问题，本来就不该存在！扬州的百姓何辜？谁为他们着想？依我看，本来，李庭芝就不该为皇上死守（也守不住），而应该向元军提出条件，要保证百姓的安全。如果元军答应，就开门。如果不答应？反正是死，那就与城共存亡。

皇上和民众，照今天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是利益共同体。何苦为了忠君报国的虚名，臣民要白白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