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曾言:生活从来都布设了凶险与残酷。《亲爱的》这部影片改编自真实新闻事件，为我们展示了儿童拐卖的社会问题，让观众通过陈可辛导演以小见大的手法透过电影看到残酷的现实。但史先生亦言:上帝总遥遥地在前面，保佑着希望永不枯竭。在《亲爱的》中，温暖的人情味便如同上帝给予的希望，由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意味深长的结局设置来体现。在现实与人情的有机结合下，《亲爱的》无疑成为了一部不乏看点亦不乏深度的作品。
电影源于现实并反映现实生活。《亲爱的》以儿童拐卖事件为中心，设置一系列情节以小见大地反映了社会上诈骗和失踪立案机制的不完善的弊病，引人深思。在田文军寻子漫漫长路上，影片设置了多个骗子的角色，这些角色的出现不仅增加了田文军寻找儿子的困难，让观众理解并同情他，更以小见大展现了人性之恶的残酷。这些诈骗者利用寻子父母急切的心理来榨取钱财，欺骗他们的感情，让他们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泥潭，电影中的他们心怀恶意逼着田文军跳了河，现实中的他们失了良心为社会抹黑。除诈骗之外，失踪立案规定的不完善也成为一个话题。影片中当夜色降临时，田文军走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急切地寻找孩子的身影，并打电话求助，却被告知未失踪24小时不得立案，听到此处我的心与田文军的一样凉了大半截。如果规定没有那样死板，或许田鹏就有机会立即回到父母身边，田文军也不用忍受三年的痛苦。在这样的规定之下，可能会有千千万万个本可以找回的孩子错失机会，从此与父母天各一方，成为永远不可弥补的伤痛。《亲爱的》所展示的现实确实是不美满的，但《亲爱的》也许同时也可以像韩国电影《熔炉》那样，在揭示了社会上存在的不足后，引发群众对于社会不同弊病的再度关注，并让法律或管理制度得到更好的发展，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影片中善良人物的形象塑造为影片增添了人文关怀色彩，让温暖足以与现实的残酷抗衡。高夏是一个落魄的律师，深知社会的阴暗和势利，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沾上了铜臭的气息：起初高夏不愿意援助李红琴，但当面对金钱的诱惑后，也不免向生活低头。但高夏的人物性格又在李红琴经历过众人的打骂和法官、福利院院长的冷漠对待后发生了转变，他渐渐理解了这样一个善良淳朴但也孤立无援的村妇。高夏的性格转变与《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的人物性格转变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本来都并非圣人，也都唯利是图，但却一步步地走向善良，并懂得用自己的心无私地为他人着想，正是这样的手法让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凸显了他们身上善良和人文关怀的闪光点。高夏的人物形象代表着人性中同情的光芒，他也许并不伟大，但不能否认像他一样的存在可以帮助很多无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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