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观察幼儿的行为并聆听他们的谈话，你会发现他们的道德感在逐渐发展。到两岁的时候，他们会用苦恼的形式对具有攻击性和潜在危害性的行为表示反抗。不久后，他们可以使用语言去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我淘气了，我在墙上写字”。或者在被另一个小孩打了之后说（“妮妮不好”）。而且我们还看到这个年龄的儿童会分享玩具、帮助他人，还会在游戏中相互合作——这是一种考虑周到的、有责任性的态度的标志。
父母对孩子的行为负有很大的责任，到儿童早期末，儿童已经能够表述很多道德规则，比如“你不可以未经询问就拿走东西”“告诉我真相”等。另外他们会在公平问题上发生争论，当他们说“上次你坐在那里，这次该轮到我了”或者“这不公平，他拿的多”。
所有关于道德发展的理论都认为良心在儿童早期开始成型。并且大多数理论认为儿童的道德意识最初受成人的外部调控。渐渐地，它就由内在标准所调控。也就是说，真正的道德个体不会仅仅为了适应他人期望而做正确的事情。相反，他们已形成许多场合中都会遵循的同情心和良好的行为准则。
尽管大部分理论之间存在一致的观点，但是每个理论重点强调的道德侧面是不一样的。精神分析理论着重于良心发展的情绪层面——特别把同一性和内疚感作为良好的行为的动机。社会学习理论重点研究道德的行为，以及道德行为是如何通过强化和模仿而获得的。而认知发展的观点强调思考——儿童对于公正和公平问题思考的能力。
一、精神分析的观点
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道德感的发展起源于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的冲突，即儿童渴望拥有和自己不同性别的家长，但他们放弃了这个愿望，因为他们害怕受到惩罚和失去父母的爱。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超我，或者说良心，把自己认同于同性别的父母，并接纳他（她）的道德标准。
儿童服从超我以避免内疚感，这种内疚感是每当他们试图做出错误行为时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感。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儿童道德感的发展在5~6岁之间大致完成。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注意一下担心受到惩罚以及失去父母的爱是如何促进良心的形成以及道德行为的。然而，那些频繁使用威胁、命令、或者体罚的家长，其孩子更倾向于经常违反规范并心安理得。如果父母撤回爱——比如拒绝和儿童讲话或者表示出对他们讨厌——这些儿童在做错事后往往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自责。他们可能会想“我不好”“没有人爱我”，最终他们会否定这种强烈的自责感，从而达到自我保护。所以这些儿童形成的良心也较弱。
1、诱导训练的作用 相反，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训练可以促进良心的发展。在这种诱导方法中，成人通过向儿童指出他们的错误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后果，特别是指出他人的伤痛并让儿童明白那是他造成的，以帮助儿童注意到情感。比如，父母可能会说“如果你继续推他，他会倒下去然后哭起来”，或者“她之所以这样伤心，是因为你不把木偶还给他”。只要这些解释与儿童理解能力相符，即使对于2岁儿童，这种诱导都会起作用。给予诱导的学前儿童在做错事之后，更多地会去弥补，而且更多地表现出亲社会行为。
诱导的成功之处可能在于它能培养儿童主动接受道德标准。他是怎样做到的呢？首先诱导告诉儿童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就会在以后的这种场景中回想起这个信息。第二，父母通过向儿童指出他们的行为将会对他人产生的后果，鼓励移情和同情，这些都将激发亲社会行为。第三，告诉儿童改变行为的理由，引发他们判断父母期望的适宜性，从而促使他们接受道德规范，因为它们有道理。
如果儿童经常接受诱导，他们可能会形成一个伤害他人后带来消极情绪结果的程式：儿童实施了伤害行为，指出伤害的诱导性信息，儿童对受害者表现出同情，儿童进行弥补。这个程式会预防未来的犯罪行为。相反，如果训练过于依赖惩罚的威胁或者爱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儿童产生强烈的恐惧和焦虑，以至于儿童不能清晰地思考该怎么做。结果是，这些训练没有使儿童讲道德规则内化。
2、儿童的作用 弗洛伊德的理论把更多的责任放在了父母这一方，而且他认为必须通过他们的训练，儿童才会发展起内部的良心。尽管良好的训练非常关键，但是儿童的性格也会影响教养方式的成功。例如，双生子研究发现基因也会适度影响到移情。移情能力更强的儿童需要较少的强制专断，并且能够更遵从诱导。
气质也会有所影响。温和、耐心的策略——要求、建议和解释——就足以促进焦虑和恐惧学前儿童的内疚反应和良心的发展。相反，温和的训导对于恐惧、冲动的儿童几乎没有影响。强制专断也没有多效果。然而，这些儿童的家长可以通过严格纠正错误行为，并确保安全的依恋关系来促进良心的发展。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儿童焦虑水平很低，他们就不会对父母的干预做出反应，难以促进良心的形成，与父母之间密切的联系会提供另外一种道德构建的途径。它会激发儿童听从父母的诱导，并遵从他们的规则，以此作为维持一个有深厚感情的、合作关系手段。
总之，为了促进早期道德的发展，家长必须使他们的训导策略适应孩子的个性。这是否让你想起了拟合度。
3、内疚的作用 尽管很少人支持弗洛伊德关于良心的发展的观点，但是佛洛依德关于内疚是道德行为的重要动力的观点还是正确的。在学前期早期，内疚的反应非常明显，对成人道德观的内化已经出现了。正如这个时期儿童典型语言所揭示的，“你有没有听见我妈妈说的，我们最好不要玩这些玩具”。
通过解释其行为所造成的疼痛和伤害来引起儿童的内疚感，是一种不带强迫影响他们的方法。内疚反应与停止伤害行为、弥补恶劣行为造成的伤害以及将来的亲社会行为有关。同时，父母必须帮助儿童建设性地应对内疚感——指导他们弥补不道德的行为，而不是大事化小或者为自己开脱。
最后与佛洛依德观点相反的是，内疚不是唯一迫使我们从事道德行为的力量。道德的发展也不是儿童早期末就突然完成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学前期开始，并一直持续到成人。（当儿童焦虑水平低的时候，安全依恋关系会促进良心的发展，一个男孩子想要遵循成人的规则，和他的父亲建立一种亲密、合作关系）
二、社会学习理论
根据传统行为主义的观点，儿童是通过操作条件反射习得新的反应的，也就是说，儿童根据成人的道德标准行动，因为父母和教师会通过赞扬 、慈爱和其他奖励来强化“好的行为”。
1、模仿的作用 尽管操作条件反射在儿童获得道德反应中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仅有它本身是不够的。因为一个行为要得到强化，首先它必须自然地出现。而很多亲社会行为，如分享、帮助和安慰一个不开心的同伴等，起初并不经常出现，得不到用于解释迅速发展的强化。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大部分是通过模仿来学习道德的——通过观察和模仿别人的适宜行为。一旦儿童获得了一个道德反应，如分享或者说真话，表扬事实的强化（“那件事做得很好”）及对儿童性格的强化（“你是一个友好而又体贴的男孩”）会增加其出现的频率。很多都表明有帮助的或者大量的榜样会促进年幼儿童的亲社会反应。榜样的某种性格会使得儿童乐于去模仿：
① 温暖与责任 学前儿童更多地去模仿那些温暖的、有责任心的成人的亲社会行为，而不是那些冷漠的、有距离感的成人行为。温暖似乎会让儿童对榜样更加关心和接受，而且温暖本身就是一个亲社会反应的例子。
② 能力与权力 儿童钦佩那些有能力、有权利的榜样，并选择这些人进行模仿——这也是他们尤为乐于重复年长儿童和成人行为的一个原因。
③ 言论与行为的一致性 当榜样说一套而做一套时——例如，声称“帮助他人很重要”，但是却很少帮助别人——儿童渐渐地选择成人行为表现的最宽泛标准。
在学前期，榜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儿童早期末，如果儿童长期处于有同情心的成人环境中，他们会更多地表现亲社会行为，不管是否有榜样。到那时，在重复的观察和他人的鼓励下，他们已经把亲社会规则内化了。
2、惩罚的作用 很多父母都意识到冲着儿童大吼、扇耳光以及打屁股都不是有效的训导策略。在需要即刻遵守规矩的时候，用严厉的申诉或者体罚来对儿童进行限制或者让他行动也是正当的——如，当一个3岁儿童打算跑到大街上的时候。实际上，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都采用强制的手段。如果他们要培养长期的目标，如对他人要友善，那么就需要依赖温暖和理论了。通常情况下，在对待严重的错误行为时，如说谎或偷窃，父母会结合权利和理论两种手段。
如频繁使用惩罚，那么它所带来的仅仅是暂时的服从，而不是行为的长期改变。例如小星的父母经常用打、吼和批评的方式来惩罚他。但是，当父母不在时，小星仍然会做出不被接受的行为。很多研究都发现，儿童经历的体罚越多，他们产生严重、持续的精神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包括道德规则内化弱、抑郁症、攻击、反社会行为、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较差的学业成绩、犯罪、抑郁综合征和酒精综合征、以及成年期对伴侣和儿童的虐待。
严厉的惩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首先，当父母打屁股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对儿童的攻击行为进行惩罚。然而，惩罚本身也是攻击的示范！其次，经常受到惩罚的儿童，很快学会避开施加惩罚的人。当小星的父母进入房间时，小星会停止做那些令人不开心的事情，并保持一定的距离。结果，小星的父母很少有机会来教他符合期望的行为。最后，因为惩罚只是暂时“见效”，可以使成人即刻得到放松，通过使用强硬的训导，成人得到了强化。由此，一个严厉的成人更多地对儿童进行惩罚，连续的惩罚行为会导致严重虐待。事实上，体罚——因使用武力导致疼痛而没有伤害——和对儿童的身体虐待密切相关。
刚刚描述的消极后果出现在不同气质儿童身上。从这些结果来看，使用体罚比较多的家长就需要注意了。一项对于全国有代表性的调查发现，尽管体罚从婴幼儿到5岁时期是增长的，此后便开始下降。但所有年龄阶段体罚仍然是非常的多。类似地，超过70%的父母承认曾经动手打孩子或者打屁股。很多父母都不仅仅是扇耳光和打屁股。超过四分之一使用体罚的父母报告说曾经使用坚硬物体打他们的孩子。
3、严厉惩罚之外的其他方法 用其他方法来代替批评、扇耳光和打屁股会降低惩罚带来的负面后果。有一种技术叫“暂停法”，是将儿童从当前的环境中移开——如，把他们送回他们自己的房间——直到他们愿意做出适宜的行为为止。在无法控制儿童的时候，暂停法是很有用的。通常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改变儿童的行为，暂停法还会为生气中的父母提供一个“冷静期”。还有一种方法叫做“收回特权”，如收回在外面玩，或者看一个喜欢的电视节目等权利。取消特权可能会使儿童产生一些不满，但是这使得父母不再使用强硬的手段，因为强硬的手段很容易发展成暴力行为。
《随着儿童年龄的发展，体罚的普遍程度》这些估计数基于一项对过去一年中曾经有过一次或多次的打屁股、扇耳光、掐、挥拳或者用一个坚硬的物体打儿童的美国近1000民父母的调查。体罚在儿童早期是增加的，此后开始下降，但是在所有年龄阶段，体罚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父母确实决定要惩罚，那么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增强其效果。首先是一致性。允许儿童在某些场合做出不适宜的行为，但是在其他场合又责备他们的不适宜行为，这会让儿童感到迷惑，不被接受的行为也就仍会持续。其次，温暖的亲子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儿童如果拥有关系密切的、关心他们的父母，那么在受到惩罚的时候，他们会感到特别不开心，而且想要尽快重新获得父母的温暖和赞扬。最后，解释可以让儿童回忆做的错事，并把它与对将来行为的期望联系起来。把解释和适度惩罚（如暂停法）结合起来，比单独使用惩罚更能使不合宜行为减少。
4、积极的训导 最有效的训导形式就是鼓励积极的行为——通过与儿童建立一个互相尊重的关系，让他提前知道该如何去做，以及对其成熟的行为表示赞扬。当学前儿童与父母建立起合作关系后，他们表现出更稳定的道德发展——对行为更加负责，公平地玩游戏，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会使得儿童为了更好地维护这种关系而满足父母的需要。
使用这些策略的父母主要关注长期的社会技能和生活技能——合作，问题解决以及考虑他人。最终，这些方法大大降低了使用惩罚的需要。
三、认知发展观
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对道德的研究主要关注儿童如何从成人那里获得现成的良好品行的标准。相反，认知发展的观点把儿童看成是一个社会规则的积极思考者。早在学前期，儿童就开始进行道德判断，根据他们关于公平、公正的理解来判断是非。
皮亚杰的研究启发了认知发展观对于道德的研究。目前，我们知道皮亚杰低估了年幼儿童道德理解的能力，正如他低估了儿童理解周围世界的能力一样。我们也将会讨论从儿童期到青少年期道德推理的主要变化时，再来讨论他的道德理论。
1、学前儿童的道德理解 年幼儿童已经拥有一些发展良好的道德观点了。3岁儿童知道一个故意把玩伴从千秋上推下来的儿童比偶然这么做的儿童要坏。大约4岁左右，儿童可以区别真话与谎话。到儿童早期末，儿童在评价谎言的时候，能够理解其意图。受到社会和谐和谦卑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儿童比加拿大儿童在判断一个含有谦卑意味的谎言——例如，当一个儿童在校园里捡起垃圾后，说“我没这么做”——时，更多地做出有价值的判断。但是，中国和加拿大儿童都把关于反社会行为的谎言看成是“非常淘气”的行为。
而且，不同的文化的学前儿童会把道德指令（保护人们的权利和利益）同两种其他类型的行为区分开来，即社会规范，或者习惯，如餐桌礼仪，穿衣方式；不威胁到他人的权利，完全是个人意愿的个人选择事件。3、4岁的儿童认为违背道德（偷吃苹果）比违背社会规范（用手指吃冰淇淋）更坏。他们还认为，即使在成人没有看见他们的时候，以及没有规则限制他们的时候，违背道德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伤害了他人。从3到7岁，儿童会越来越多地决定，他们应该做出某些个人选择，如选择游戏活动和朋友。这种个人选择意识是个人权利道德概念的跳板。
使用积极的训导
年幼儿童是如何掌握这种区分的呢？根据认知发展观，他们是通过不断积极地对自己的经历主动赋予意义来实现的。在一个道德过失发生后，他们发现同伴有着非常大的情绪反应，描述他们自己的伤害或者丧失，告诉其他儿童要停止此行为或者进行报复。进行干预的成人会关注受伤害者的权益与情感。相反，同伴很少对社会规范的违背做出反应。并且，在这些情境中，成人倾向于命令儿童遵守，不加任何解释或者指出遵守秩序的重要性。
2、社会经验与道德理解 尽管认知和语言促进了学前儿童的道德理解，但是社会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与兄弟姐妹和同伴之间关于权利、所有物以及财产进行争吵，这让儿童开始了解公平和公正的概念。成人对违背规则的处理以及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也会帮助儿童对道德进行推理。具有较高道德思维和亲社会行为的儿童，他们的父母通常让自己对争吵、诚实记忆所有权的谈话适应儿童的理解水平，并尊重儿童的观点，激发儿童进一步思考，并且没有敌意或者批评。
那些因为用攻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受同伴欢迎的学前儿童，在区分道德规则和社会规范方面存在困难，他们通常既违背道德规则，也违背社会规则。在没有特殊帮助的情况下，这些儿童的道德发展会表现出长时间混乱。
四、道德的对立面：攻击的发展
从婴幼儿末期开始，所有儿童都会时不时地表现出攻击行为，随着与兄弟姐妹以及同伴交流机会的增多，攻击出现更为频繁。在学前期初期，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攻击。最普遍的是工具性攻击，即儿童想要一个物品、权利或者空间，为了试图得到它，他们推、吼或者攻击另外一个要得到这些东西的儿童。另一种类型是敌意性攻击，这种攻击的意图就在于伤害另外一个人。
敌意性攻击至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外显攻击，即通过身体伤害或者这种伤害的威胁来伤害他人；另外一种是关系攻击，即破坏另外一个人的同伴关系，如社会排斥、散播谣言等。如：“走开，我不是你朋友”，“不要和可可玩，他是个坏蛋”。
两种攻击形式及其表现方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2到6岁之间，身体攻击渐渐被言语攻击所代替。随着学前儿童学会如何去分配所有物，工具性攻击逐渐减少。相反，敌意性攻击在儿童早期和中期增多。年长的学前儿童能够更好地识别恶意意图，由此，他们会更多地用敌意的方式进行报复。
平均来说，男孩比女孩表现出更多的外显攻击，很多文化都表现出这一倾向。性别差异部分地是由于生理因素——尤其是男性激素或者雄性激素。雄性激素促进男孩有更多的身体活动，这就增加了他们产生身体攻击的机会。同时，性别刻板印象非常重要。2岁儿童就表现出了对性别角色的模糊认识——男孩和女孩被期望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女孩外显攻击降低的幅度比男孩要大很多。
但是，学前和学龄期的女孩并不比男孩的攻击性小！实际上，她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她们的敌意——通过关系攻击。当试图伤害一个同伴时，儿童会以阻碍那个儿童社会目标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男孩更多地进行身体攻击来阻碍对男孩子来说具有优势的目标。女孩使用关系攻击可能是因为它会妨碍对女孩子来说尤为重要的亲密关系。
学前儿童之间偶尔表现出攻击行为是正常的。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他们有时会通过这些遭遇来表明他们的自我感觉，而这会变成一个重要的学习经历，因为成人会进行干预并教会他们社会问题解决的方法。但是有些年幼儿童——尤其那些冲突的、不服管教的儿童——处于长期存在问题的危险边缘。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联合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表明，男孩在幼儿园时具有高攻击性，到了青少年期，他们更可能涉及暴力行为。一项对加拿大女孩进行的研究发现儿童期的破坏性、不服从行为与青少年的行为问题存在类似的相关。当然这些负面的结果取决于儿童教养条件。
1、为攻击性行为提供练习基地的家庭 小青的妈妈抱怨到：“我控制不了小青，小青简直处于失控状态”。最后发现小青的父母经常吵架他们的冲突导致了很高的家庭压力，并把敌意“溢流”到了儿童教养中。破坏道德内化和自我控制的类似教养方式也预示攻击性。从儿童早期到青少年期，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爱的收回、强制专断、负面评论和情绪、体罚以及不一致的训导都与反社会行为有关。
对小青的家庭环境观察可以发现愤怒和惩罚会迅速造成一种充满冲突的家庭氛围和失控的孩子。这种模式始于强制性训导，更多地发生在有压力生活经历的家庭（如经济困难、不愉快的婚姻）、父母人格不稳定或者气质困难的儿童中。一旦父母进行威胁、批评和惩罚，儿童就会抱怨、尖叫并且抵制，直到父母屈服。每一次对话后，父母和儿童都会从停止不愉快的行为中得到解脱，所以这种行为就会重复并逐渐增多。
很快这些循环就会导致其他家庭成员的焦虑和愤怒，也会卷入敌意的互动之中。与典型家庭的兄弟姐妹相比，学前儿童的父母如果非常严厉、爱批评人，那么其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较多的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兄弟姐妹之间破坏性的冲突反过来又会导致学龄早期冲动控制弱以及反社会行为增加。
因为男孩更活跃、更冲动。由此也更难控制，所以他们比女孩更多地成为严厉的身体控制以及教养不一致的目标。从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很快就会以暴力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因为他们预期别人会做出愤怒和武力的反应，他们会把无意的行为看成是故意，并且还会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别人。很快，他们就会断定攻击“招致”了回报——会导致他人顺从并且释放嘲笑、辱骂及其他令人不愉快的行为。他们会把这种对他人的控制感赋予越来越高的价值。
因为高攻击儿童的敌意性以及较差的自我控制，他们倾向于被同伴拒绝，学校学业失败，并且与具有不良行为的同伴建立关系。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会导致长期的攻击性行为、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行为问题。
2、暴力媒体与攻击 一项大规模的调查发现，57%的电视节目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包含暴力镜头。实际上，把部分电视暴力都不会表现出受伤害者在承受任何的痛苦，很少有电视节目谴责暴力或者讲述决绝问题的其他方法。暴力内容在儿童节目中所占的比例要超过9%，卡通节目是暴力性最强的。
儿童受电视影响尤为严重。其中一个原因是，8岁之前的儿童还不能理解他们所看到的的东西。2到3岁儿童不能把电视里的形象与真实的物体区分开来，他们会说如果把电视倒转放，电视里那个碗里的爆米花会撒落出来。并且，由于学前儿童不能把单独的情节连结成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他们不能把一个电视人物的行为与动机或者结果联系起来。对学前儿童来说，用殴打、枪杀或者杀人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坏人”，因为学前儿童不能认识到最终那个坏人会得到惩罚。直到7岁的时候，他们才会充分理解电视人物的不真实性——人物角色在现实中并不像电视里的样子，他们的行为也是编出来的。这些错误的理解增加了儿童对电视节目无批判地接受以及模仿。
对数以千记研究的总结发现，电视节目为儿童提供了“大量如何进行攻击的课程”。另外越来越多的调查数据表明玩暴力性游戏或者电脑游戏也会造成这些影响——提高了暴力思维和行为，减少了亲社会行为。采用各种研究设计、方法，以及各类被试进行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事实。
暴力节目不仅可以造成短期与父母和同伴关系的困难，还造成了持续的负面结果。有三个纵向研究发现，当控制了与看电视有关的其他因素后（如儿童与父母的先前攻击，智商，父母教育，家庭收入和邻里犯罪），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期看电视的时间可以预测成人早期的攻击行为。高攻击性的幼儿对暴力电视节目和电脑游戏有很高的兴趣。看得越多，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就会越多地借助于敌意的方式。但是暴力电视节目甚至会激发非攻击性儿童的敌意思想和敌意行为，只是这种影响没有那么强烈而已。
图解：儿童期和青少年早期看电视的时间与青少年期以及成人早期攻击行为之间关系。对700多名父母与青少年的访谈结果表明，儿童期和青少年早期，看电视看得越多，到16—22岁的时候，和谐年轻人的攻击行为出现的次数就越高。
而且，媒体暴力节目使儿童对攻击的“耐受增强”，导致他们更乐于去看到他人忍受攻击。经常看电视的人会认为社会上存在很多暴力和危险，这种影响对儿童尤为严重，因为儿童认为电视上的攻击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是相关的。正如这些结果所说明的，暴力的节目形象会改变儿童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他们逐渐地与电视上看到的形象加以匹配。
目前，对父母来说，控制他们的孩子对媒体暴力和其他不合适内容的接触是很重要的。仅仅禁止孩子去接触这些暴力节目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会去别人家看，或者别的场所接触看到这样的场面。在下面的“知识与实践”列出了父母可以采用哪些方法来保护他们的孩子不受不宜电视节目和电脑信息的影响。
3、帮助儿童和父母控制攻击 对攻击儿童的干预必须早开始，在他们的反社会行为变得比较熟练之前就要开始，否则就很难改变了。打破家庭成员之间的敌意循环并用有效的互动方式进行代替是非常关键的。严厉的父母和攻击儿童的恶性循环是非常持久的，这些儿童在做错事后经常得到严重的惩罚。
在这里建议小青的父母去找家庭治疗师，家庭治疗师会观察他们不适宜的行为并教会他们其他的方法。他们认识到不应该向小青屈服，而应该把命令和解释结合起来，把言语侮辱和打屁股等方式换成更有效的惩罚方式，如暂停法以及权力收回法等。治疗师还鼓励小青的父母要更温和些，要多注意他，并对其亲社会行为给予赞扬。她还帮助他们解决了婚姻问题。这样，他们除了在控制小青的行为方面能力提高了，还大大减少了家庭的紧张和冲突。
同时教给了小青一些更成功的与同伴相处的方法，让他练习这些方法，并且在任何时候看到他用这些方法时给予表扬。随着机会的增加，还鼓励小青谈论玩伴的情感，并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帮助小青学会采择他人的观点，移情，以及具有同情心。小青还参加了社会问题解决训练。这些干预减少了学前和学龄儿童的行为问题，并帮助他们与老师和同伴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但是，如果父母再次使用严厉、批评的方法，而不是积极、一致的训导方法，他们表现就很差了。
最后，减轻贫穷和邻里不和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为家庭提供社会支持可以帮助预防儿童的攻击。这些努力提高了父母对儿童进行有效训导的能力，而且与儿童行为问题的显著下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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