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就知道张竞生，但只知道他是个“性学博士”。这样的张竞生，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大大的误会——斯人已去，时过境迁，诸多纠葛已经无法一一还原，归咎于历史未尝不是个好办法。
你读他的《浮生漫谈》，会深感这是一个被严重忽略的人物。就像他的传记作者张培忠所说，“性学只是他十个指头里面的一个小拇指”。
第一次读张竞生的东西，被他的率性、广博与豁达吸引了。《浮生漫谈》里面都是张竞生“半自传式”的小品文。他在这个自选的集子前面说，“我自有一个中心的主张，即是痛快地生活，情感地接触，愉乐地享用”。他之前写的《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二书，目的就是“讨论人生怎样能到的美丽的生活法——物质美与精神美的要求”。
这样率性而执着地追求美，在一个过于成熟的社会文化中，必然会被视为“不成熟的人”。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他早年考入京师大学，随后参与南北议和；政界遇阻，他求学法国，游历欧洲。学成归国后，与胡适一起成为北大哲学系两个最年轻的教授。人生最得意时，他在北大主持“风俗调查会”，编著《性史》，轰动全国。他的本意是，“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处处）与性学有关”。不料，惹来的麻烦超出他的想象和承受。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此后诸事不顺，一路败落，直至1969年寂然病死于老家饶平乡下。唯一称得上幸运的，可能就是他这勉强的“善终”。
他年轻时浪漫，年老时散漫，也算从一而终。他的散漫文字，处处蕴含着启示人的观点。比如，他在《活读书的消遣法》一文中说，习哲学之人，要把“应把所有一切的学术通通去涉猎，才能博中得到约的成功”，“无论读哪种专门学术，总要以各种科学为根据，然后才不会偏枯”。
“偏枯”一词，用得真是太好了！对所有读书写文或做学问的人来说，都是个警示。
他还说，“一切事物都可作为活书去学习，都可作为消遣品，‘大道在便溺’，也尚可算真名言！”看似重口味的张竞生，其实极懂异趣。也正因如此涉猎，才成就了他的大学问。对世间不洁之物、不端之态，动辄蹙眉掩鼻、满面厌恶者，难能充分领略社会之兴味。
特别欣赏他在《美的住居和风景的创造》写的一句话：“故以住居说，城市必要乡村化。而乡村中只要在交通上、娱乐上、知识上组织成为城市化，但住居不但不要城市化，而最重要的是使它成为‘大自然化’，那是使屋宇与大自然的环境拍合而成为一气。”
他言中了我们如今遇到的大问题。今天的人们，在寻求理想居住地的同时，集体性地陷入了城乡两不宜的尴尬境地——住在城里屡感不爽，不断吐槽，跑到乡村又哀叹其衰败。
这个春节前后，又出来了几篇类似主题的博士回乡叙事。我年前就有个感觉，这种持续几年的时尚，正在沦为大俗。这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有。今天，很多人的朋友圈都在转厦门大学一位教授的文章：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我觉得吧，博士回乡，不是不能写，而是写什么，怎么写。这背后，考验的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思想和价值。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赞美城市或者乡村生活，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城市或乡村生活。住在城市，对城市的种种弊病进行无力的吐槽，回到乡村又哀叹乡村的衰败。这样的社会批判恰恰显示出批判者本身的问题。
无论对什么样的社会生活进行批判，都要看到隐藏在变迁与动荡中的秩序，尤其是那种不以一时一地的观察所能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作为观察者，我们如果不能发现、发掘这种力量，成为这种力量的分享者和补充者，那么任何形式、任何学科视角和理论支撑的分析都是肤浅和病态的。
包括张竞生在内的那一辈学人，其实给我们留下很多好东西。不寻，不读，不思，他们就跟没有存在过一样。说到底，还是我们的损失。
2017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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