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时代,决心献身于一种旁人看来极不严肃的工作,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需要勇气和热爱。当然,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是热爱自己那一门科学的。特别是当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身是很美的时候。不过,除了星星、蝴蝶、云彩、矿物而外,还有美的东西,不过这种美,除了专家,谁也看不见。这大部分是抽象的东西,如数学、力学、光学。可爱的人
有些人完全能从不寻常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研究的对象。例如,知名的细胞学家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亚历山大罗夫曾兴高采烈地向我描述细胞的举止行动。他告诉我,细胞无疑是有灵魂的。柳比歇夫当然深信,最高尚的科学是昆虫学。昆虫学使人保留童年时代的优秀品质:天真、纯朴和容易对事物表现出诧异。首先,他根据亲身体验感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仪表端庄的人,突然无视身旁的行人,跨过水洼去追一个甲壳虫,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婴儿般的纯洁和不顾一切的品质。他说,人们把昆虫学家们看成是傻瓜,这有时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昆虫学家们就可以毫无危险地闯入最富“掠夺性”的地点,反正人们会把他们当作无害的怪物加以嘲笑的。
他们实际上也确实是怪物。他们之中有些人真是爱上了自己的昆虫。卡尔·林德曼38说,他爱三种生物:步行虫、女人和蜥蜴。他捉住蜥蜴后,吻一吻它们的头,又放走了。柳比歇夫打趣道:“看来,他对女人大致也是如此。”
在奥赫金公墓的施万维奇的墓碑上,雕刻着他心爱的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查尔斯·达尔文也是作为一个昆虫学家开始自己的事业的。他回忆道:
“……在剑桥大学时,对哪一项工作,我都没有像收集小甲虫那样热心,哪一项工作也没有像收集小甲虫那样使我满心喜悦……任何一个诗人在读到自己初次出版的长诗时所感到的喜悦,都不及我看到斯蒂芬斯出版社出版的《大不列颠昆虫画册》上‘查尔斯·达尔文先生收集’这几个具有魔力的字时所感到的那种狂喜……”
柳比歇夫对昆虫学的偏爱竟使他丧失了他固有的宽容大度、公正不阿,甚至幽默感。他不能宽恕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因为普希金就蝗虫问题向伏伦卓夫39写了那份言语恶毒的报告。他进行了论证,说普希金改变自己对伏伦卓夫的态度,就是由于那次有关蝗虫问题的“嘲弄性”的出差所引起的委屈情绪。在那以后,伏伦卓夫在普希金眼里就成为“一半无知和一半无耻”的人了。
蝗虫飞呀飞,
飞来就停下;
停在那里吃庄稼,
吃饱肚子又飞光。
“我很清楚,”柳比歇夫写道,“普希金的报告,用语是很恶毒的。我并未看出那次出差有什么嘲弄的意味。据我所知,普希金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官员。当时并无昆虫学专家,因此派遣一位有聪明才智的人去,是完全合适的。何况他在那儿也并没有遭遇任何危险,还可以在那里体验一下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在对敖德萨淑女们,包括伏伦卓夫夫人在内,献够了殷勤之后,正可以在那里稍事休息。无疑,向淑女们献殷勤所费的时间和精力肯定比调查虫害要多得多。”
柳比歇夫深信,由于自己从事的是一项无比美好的事业,因此才有他如此良好的健康状况和旺盛的工作能力。对昆虫进行研究也是他生活方法的一个内容,既增添了体力劳动,同时也增添了这项事务性工作的兴味。
尽管为了昆虫学、分类学、土甲虫要同新达尔文主义者花费不少唇舌,但这项工作是远远避开令人焦灼不安的紧急科研任务的避难所,是可爱的学院式的避难所,是最不得罪人的工作……还有什么工作能比这项工作更使人安宁和不受骚扰呢?
要点
·柳比歇夫通过日期、姓名、事件的标签,把资料、照片等种种材料合理地保存在头脑中。在需要的时候,能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那样,从脑中找到对应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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