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旧俗，每逢端午中秋，走动的亲戚之间要相互带着礼品拜访，谓之送节。
父母是从大山走出来的小知识分子，兄弟姐妹叔伯婶舅都还留在农村，那是一片叫做白河的广袤乡野，他们零散地住在河边或者山里，像散开来的满天繁星，嵌在这片永远不缺故事的平凡土地上。
在年幼的我眼中，送节是一次绝好的亲近自然的机会，穿行在大山深处的松涛和齐人深的野草之间，也许还能碰到兔子飞快地钻进洞里。
然而我对亲戚们总是陌生，许多隔了一辈的人，捋清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就像把缠在一起的线团分开来一样艰难，加之一些亲上加亲或者独立门户的情况，一年到头，也就过节那几天，也许匆匆见上一两面，单单只根据母亲平日里三言两语的描述，我已经闹出不少临场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了。
于是又不免在贪恋青禾秀水之际，额外感叹亲缘的日渐稀薄，像秋天傍晚那仿佛永恒法则却又渐渐失却温度的夕阳。
旺伯就是这样一个只有逢年过节才见得到的亲戚。
仿佛是哪一年的正月初二，也许是十年前，也许是十五年前，反正那日照例是男人们出门拜年的日子，女人们在家接待拜年的亲戚们。我百无聊赖，趴在窗边用手指在玻璃上画窗花，顺便看看楼下来来往往的小车和别人家西装革履的客人们，冬天的空气里都是寒暄的味道。
在满世界的喜庆中，一个孤冷的身影闯入我的视线，那是一个穿着布棉衣的瘦高男人，因为布料的原因，显得格外扎眼——农村里很久以前自家印染的深蓝色的粗布，渐渐已成为旧时代的记忆。他脚上是一双布鞋，肩头一只布褡裢，顶着寒风自顾自慢慢走着，穿过满地红色的鞭炮的残骸，仿佛沉默的电影背景。
当然也许只有我注意到他，因为感受到一种与年节喜庆格格不入的硬朗，倔强的气质，孤独而又平凡，如同白河冬天光秃秃的广袤大地。
我就那样看着他走进我们这个单元的大门，过了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果然是他，我不认识，开了门扭头就喊妈妈。
妈妈从房间里走出来，惊讶的表情只停顿了一瞬间，立马便恢复了春节里那种热情洋溢的面貌，招呼道:“旺哥怎么来了？快进来坐。”
旺伯执意要脱了鞋子才进来，妈妈便让我把爸爸的拖鞋找过来，其实家里进进出出的，不用脱鞋子。他是个高瘦的男人，腰板笔直，看起来非常硬朗。头发白了一些，望之年近五十，那身老布衣服干干净净的，也很合身，脸上虽然有许多皱纹，却依然能看出年轻时俊朗的痕迹。
他从布褡裢里拿出两瓶炒菜的茶油，放到桌上，才坐下来和妈妈聊天。他话不多，很是斯文的一个人，细声细气的，说是自妈妈出嫁以后这么多年也没来走动，今年榨了些茶油，拿来给大家尝尝鲜。临走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给我做压岁钱。
那时候两块钱的压岁钱几乎已经绝迹了，但旺伯的那张两块钱，显然也是他特意去换的新钱，看得出他的心意很认真，就像他徒步十来公里路走过来又执意要徒步走回去一样，虽然从镇上到白河乡的巴士才一块钱。
旺伯走后，我才知道，他是妈妈的表哥。
因为外公外婆在妈妈幼年时就去世了，所以对妈妈的舅家，我也不大清楚，似乎往来极少。
既然走动了，礼尚往来的那些讲究也就拾起来了。年幼时不知事，总以为亲戚间的人情都是些繁文缛节，却看不懂藏在其间的碎金一样的温情。
第二年端午，妈妈叫上我和她回白河去送节。爸妈在乡里熟人极多，走过白河街上的几家肉铺，总有屠夫打招呼寒暄，妈妈便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就得停下来买送节的猪肉。送给几个姨妈和两个叔外公的分开打包好，每个两斤，妈妈忽然说:“再打个五斤的吧。”
大姨抱着小孙女溜达过来在一边，问妈妈:“还要送哪儿吗？”
妈妈说:“去趟旺哥家，看看旺哥和舅娘。”
大姨便有些唏嘘:“也是两个孤寡，深居简出的，这几年连菜集都不常遇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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