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这位老人所面对的是市场僵化、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无处可去的烂摊子  

1978——1992，改革开放的前15年，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的是一种久远寒冬之后的僵硬，冰层下的暗流，以及深远地底下未知命运的骚动。

这15年里，虽然外资的力量也有进入，但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试水和观望阶段，整个中国的市场里更多的是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角力。而政府对待国营、民营的态度，正如书中无锡红豆集团周耀庭回忆所说：“国营企业是老大哥,乡镇企业不是小弟弟,乡镇企业是私生子。那个时候,我们乡镇企业得到的是私生子的待遇。”国营企业依旧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而慢慢崛起的民营企业却像是领养回来的私生子。

对于国企，弃之不舍，扶之不起。

多年的计划经济经让国企这个亲孩子臃肿的如瘫倒在床的病人。全国性上看，重工业过度导致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企业布局分散，资金融通固结。就企业自身来说，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产品统筹的计划市场，让整个企业都呈现出产能落后、规则漠视、管理粗放、人员臃肿的不堪。而作为细胞的工人，因为岗位世袭、管理僵化、薪资均等原因，已经将工作看成了一种天生的本命权利，而失去了把握机遇而奋力拼搏的想法，只想着为自己牟取蝇头小利。以至于到了2005年，盛大网络公司还需要做出员工不得在白墙上弹烟灰、不得用公司打印纸打印与工作无关的文件、不得蹭加班饭等等最基本的行为规定。但是，毕竟还是亲生的孩子，十年文革的意识形态斗争也让人们对于国企本命的意识根深蒂固——国营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所以，这15年里，为了让这个亲孩子能够重新恢复活力，国家可谓是殚精竭虑。从1979年首钢等8家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开始，一方面以发布《国营工业创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树立步鑫生、马胜利等改革典范等方式，尽可能地激活企业自身的活力；另一方面则通过打击“投机倒把”、实行价格双轨制等方式，试图挤压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以行政手段为国企占领市场，可以说是用尽了一切手段。但因为企业和主管部门之间既得利益的纠葛，使得多次的改革都在一种暖昧的、纠缠不清的情景下持续着的，而没有涉及最最主要的产权问题，使得这一切的方式更像是打了一剂强心剂，而没有真正地开刀割疮，虽然因放权让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投注大量的公共资源和政策，短暂地激活了国企被压抑着的生产积极性，但终因体制的缺陷而逐渐萎缩死亡的命运。即使改革多年，国营企业依旧不能完全靠市场，还得找市长。

对于私营企业，可以说是冀其发展，恐其壮大。

民营企业因其萌芽于计划经济色彩不浓，政府管治能力不全，民众对体制依赖不高，国有经济薄弱的边穷地区，所以其天生的具备了自谋生路的勇气和可能，以及对市场的灵敏和依赖。民营企业这个私生子因为在外面野惯了，所以他比国企更聪明，更能承担起经济复兴的使命；但也更具野心，更容易失去掌控。任民营企业自行发展而不加管控？市场的口子一旦打开，即使政策的天气十分压抑，依旧阻挡不住民营企业在春天的号召下纷纷破土而出，而底层因贫穷日久对财富的渴望也会被无限释放。企业，本就是为追求利润而存在的，但是因为几千年的小农思想的禁锢，使得民众对财富的追求会变得只道德于一村一地，族群外部的则是百无禁忌，会一次次挑战和冲击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那个干练的乡长指着身后一幢幢正在建造中的衣民新房，坚定地说:‘我觉得，天底下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贫困的家乡富裕起来。’”所以多次的宏观调控是完全的有必要，虽然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遭遇了多次寒流，使得其有种妈妈不疼姥姥不爱的被遗弃感，但避免了全国的整体因过热而可能出现的种种动荡和不安定，避免了长春君子兰事件、江浙五针松事件演变成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完全的管制？从1981年《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颁布开始，国家虽然鼓励社队企业的创办和发展，但最终还是“侥幸”地希望民营企业——特别是发起于农村的乡镇企业能够承担起改造农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责任，解决农村问题。所以最终呈现的，是民营企业一边遭遇政策压迫,另一边却在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他们的生产要素是从国营企业那里“借”来的，他们的设备设施是国营企业淘汰下来的，他们的技术是星期日工程师从国营企业里带来的，甚至他们的市场也是国营企业不屑的。作为带回来的私生子，虽然没有得到国企亲生子的待遇，但也给了他们国企穿旧的衣服，有了一点温暖的保障。

国有孩子初长成，未来会遭遇何种命运还是已知的未知。但是对于国营企业、民营企业这两种悖论式的矛盾心理，使得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不管是谁，依旧脱不了“既要找市场，又要找市长”的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