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囤

要说节令，出了正月，便是二月二了。虽说是“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但在咱们鲁北地界，”二月二“，当属开春后最为隆重的日子。

平心而论，这种所谓的“隆重”，早已随着故乡的渐远而淡去了许多年。时代走到今天，”二月二”，在人们的心中虽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能将其道出个一二三四的，也实属凤毛麟角。于是我就想啊，假如时光再向前跨越上几十年，这些零零碎碎的，沿袭了几千年的民间习俗，会不会一股脑儿地掩埋在”度娘”的词汇库里了呢？

拎起中华五千年，轻轻地抖落。你就不难发现，自先祖神农氏制耒耜，种五谷，开启了伟大的农耕文明以来，所有的民俗都是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主题去展开的，“二月二”当不例外。譬如“二十四节气“，勤劳智慧的先民设立“二月二“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去了结一段欢悦的日子，赋予它的更为切实的含义，那就是要适时地去提醒农人，雨水过后，该准备春耕了。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现也只能从父辈人的口中，才得以细数出“二月二“民俗的原本内在，且仅限于方圆百十里。倘若是再远一些，即有明显之差异。

回到居处，星隐月移，无眠静思。纵观五千年华夏，似乎所有的民俗都指向了不同时期来自远古的某种神秘仪式。无一例外地隐喻着，那种虔诚的祈祷中所寄托的皆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风调雨顺，家户康安。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四十年，日子确实是一天天地好了起来。城里头自不必说，即便是偏远的乡村，也赶上了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的好年景。话又说回来，日子好是好了，但逢年过节，心里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所以啊，大家一旦坐下来扯开话题，津津乐道的，依旧是六七十年代，儿时，那段相对清苦的日子。

我的童年是在临近北海(渤海湾）滩涂的姥娘家渡过的。记得那个时节，虽说是每户人家的日子过得都挺紧巴，但对“年“的敬畏与虔诚却是丝毫不敢懈怠的。每一个家庭主妇，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年前蒸下不少的干粮预备着过年吃。虽说是面有黑白，粮分粗细，那一层层堆砌起来的满满的一大缸吃食，成了孩子们正月里最奢望的念想。遇到差一些的年景，主妇们也总是节省着，掐算着，打点着，哄着孩子，熬过了十五才让露出缸底来；好年景呢，自不必说啦，敞开着吃，都能吃到草拱芽，二月二。每当瓦亮的缸底映照着我那捅着清鼻涕的小脸蛋的时候，我就知道，快出正月了，空气中弥漫着的“血豆“的香味早已把我的涎水扯到了缸底。

二月二这天，咱一不说大街小巷里的剃头声是多么的喧嚣沸腾；二不说每个孩子衣兜里藏着的娘亲炒的”血豆“是多么的甜香可口；三不说湾塘、水缸里捞起来的“老猫凌“咬上去是多么的“咯嘣脆“；四不说那黏糯的年糕咽下去究竟是否真的能挡得住长着倒刺的尖麦芒。现在单要说的是”二月二“民俗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打囤。

囤，作为农耕文明的标志之一，虽然难以考究出它的源头始于何年何月，但不可否定，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它，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随着农业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沿海城市，”囤”，早已以一个古老图腾，“光荣而庄严“地退出了农家的院落。这看似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迫不得已，揪心也罢，痛楚也罢，车轮滚滚，碾过的东西，就是这么无情。

当南墙根底下雪窝里倒扣着那两口铁锅中的“年味“日渐淡下来的时候，正月里的锅底的烧柴，却奢侈得让人心软。上秋来积攒下来的盘在高崖处豆秸垛，也只有赶在过年这样的高日子，姥娘才舍得取下来给它们排上用场。初一到初三，余烬之后，沾着豆香的草木灰是万万丢不得的。待到合适的时候，姥娘总是歪着头，俯下身子，把堆满锅底的好东西，用讨灰耙规规矩矩地扒出来，收在簸箕里，堆起来，小山似的。

二月二的清早，姥娘还在忙活着包饺子，姥爷却早已起身，取了少量的草木灰，领着我出门去“围宅子“了。姥爷一边把草木灰撒在墙根下，一边口中默念着：围，围，围墙根，蝎子蚰蜒不上身。围完了宅子，回到堂屋，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捻上烟，一边“吧嗒“着，一边细细地瞅量起天井来。

待过足了烟瘾，卷了烟袋，来到灶下，躬下腰，把这些灰白色的圣灵小心翼翼地请出来，一脸的庄重。我今天想啊，或许过去的那些日子，咱们的前辈比今天的我们，才更懂得什么才是应有虔诚、敬畏与生活的仪式感。

姥爷端着簸箕，轻轻地搁在台阶上，然后从房檐下顺来那张秃了边的老木锨，在他心里已经瞅量好的位置，用草木灰在院子中央圈上三个很大很大的同心圆的圆圈子。这就是粮囤，一种象形图腾。

仲春时节，乍暖还寒。清晨的凉风透过姥爷的棉袄，他竟全然不觉。

我站在一旁望着，姥爷的身子弓成了九十度，昂着头，银丝霜发，背对着圈子的中心，一边转一边小心地抖落着草木灰。这里添添，那里顿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圈子粗看上去似乎是很大很圆，但爷俩心里亮堂着呢！即便是努力地试图使草木灰的圈子做的再匀称一些，到终了，线条依然是时粗时细，看上去并不是十分的均匀。

姥爷回到里屋，取出昨天早已预备好了的五种粮食种子：大豆，小麦，谷子，高粱，还有棉花种，放在天井里已经圈好了的“粮囤“的中心，随后去墙头上取下一块大半砖头，将五谷压在下面。其寓意自不必多说。

簸箕里的草木灰是断然不可用了(liāo）的，因为屋地正厅北墙床底下紧接着也要打一个钱囤。姥爷这会儿要垫个新麻袋片，匍匐下去，用手抓了草木灰，工工整整地去画上一个斗大的圆圈。然后斜出身子，取了床沿上的两枚铜钱，再匍匐进去，用半块砖头压上，退出来，直起腰，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打好“钱囤“之后，姥爷便从西厢房请出供桌，正正当当地摆在“粮囤“的正北方。把姥娘早已准备好的点心呀，饽饽呀，碗鱼呀，好多好多的贡品，板板正正地摆放在供桌上，点上香，虔诚地燃起纸、磕起头来。

小孩子嘛，也不用大人教导，自是跟在姥爷身后，也跪下来，双手伏地，学着姥爷模样，恭恭敬敬地磕上三个响头。此时的我，忽然觉得，天地间万物在一刹那鲜活了起来，一切都变得那么有灵性。天是清的，水是蓝的，柳是绿的，雾是甜的。一炷香烟，袅袅远去，一定会把姥爷的虔诚祷告带到某个地方，告诉某个神灵，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与来春的风调雨顺。

阵风袭来，几近燃尽的纸灰忽尔又开始复燃。火色的纸灰旋转着，升腾着。在这升腾的火焰里，我似乎望得见，漫天的小麦，大豆，高粱，谷穗，在风的世界里，化作金色的瀑布，“沙沙“作响。一直不停地冲向粮囤，冒尖冒尖的。

每年打囤过后，孩子们都会挨家逐户去串门，炫耀谁家炒的“血豆“最好吃。整个村子里，各家打的“粮囤”，皆不尽相同，但顶数姥爷家的简单，就是三个套在一起的圆圈。记得有一年，我实在是对邻家的”粮囤“的华丽程度羡慕不已，就挨不住地问姥爷：为什么咱家打囤不打上一个高高的梯子呢？可以爬上去的呀？姥爷回头看了看我：不用那么多，有盈余就好。你没见咱家的粮囤，蹬着板凳不就能够得着吗？那咱打上一个小板凳好不好？姥爷笑了，笑的是那么的开心。于是，姥爷家每年“打囤”都会打上一个精致的小板凳。那个小板凳连同姥爷那句”有盈余就好“，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伴我长大。

诚然，这种代代承传的“打囤“仪式所寓意的那些美好的期盼，人人耳熟能详。但当你来到“打囤“仪式的背后，仔细地瞅量，你会发现，“打囤“，恰恰是源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与连年的歉收，并且有许许多多的、面露菜色、食不果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眼睛在祈望着苍天。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正月二十一。相传，这天是麦子的生日。俗语说得好，“给吃不给吃，单看正月二十一”。如果这一天晴空万里，那预示着春季作物成熟时定能收下来；如果这一天阴云密布，将预示着整个春季的辛苦要付之东流。巧就巧在我一要好的同学的生日也恰恰是这一天，小名唤作“囤“。吃饭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闲侃：正月二十一，咋会起这么个小名呢？现在想来，应该是我们出生的那个时代，刚刚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真的是凄苦不堪，自然缺少细粮作为一个生育后母亲的营养补充。这就好比是流传至今的民俗“下汤“一样，艰难之中，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集所有庄户人家的力量去与大自然争口奶水，养大孩子。所以啊，同学的爷爷也没有过高的奢求，就盼望着能吃上细粮，过上宽裕一点的日子。于是，把麦子的生日这一天，预先设置了一个“囤“，盼望着，等自己的孙子长大了，能有细粮吃，再也不过如此饥馁交迫的凄苦日子。

粮食，作为农耕文明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年代都不可或缺。俗语说：“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仓也好，囤也罢，一年下来，收成的多少，不单单是决定着某个社会的根基是否牢固，也通常会演化成社会文明进步的催化剂。所以，《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则知礼节“。先民在祈愿五谷丰登的同时，势必也在祈愿当下，社会安定，礼乐升平，盗跖不生。

斗转星移，两位老人早已离开了我们。又是一年二月二，我扪心自问，假如时空真的是能够实现一次穿越，此时的姥爷、爷爷又在想些什么呢？

难道如今，我们正享有的，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的好日子，不正是当年姥爷、爷爷所期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