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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位大师的恩怨情仇

北宋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位大师的恩怨情仇

作者: 长江古今谭 | 来源:发表于2021-06-17 20:32 被阅读0次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都是北宋时期如雷贯耳、光照千秋的人物,其中苏轼、王安石、欧阳修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司马光以一部《资治通鉴》就足以名垂青史。四人中欧阳修(1007年-1072年)最为年长,他比司马光(1019年-1086年)大12岁,比王安石(1021年-1086年)大14岁,比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大30岁。他们四人同在朝廷做官,四人之间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

    欧阳修年纪最大,又对其他三位有推荐之恩,所以我先从欧阳修谈起。

    欧阳修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有推荐之恩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以“好贤”著称,一生荐才无数,而且推荐的人才如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包拯等都成为北宋政局的主宰者,这些人大多继承了欧阳修的政治人格,所以说欧阳修的“好贤”对北宋政局影响很大。

    1、欧阳修和司马光

    欧阳修和司马光交情不深。

    嘉佑二年(1057年)司马光入京任太常博士、直秘阁,次年,迁开封府推官。当时欧阳修判秘阁、秘书省、权知开封府。欧阳修是司马光的直接领导,两人此时才相识,两人上下级关系有两年时间。

    两人在京城共同为官有十年之久,却没有直接的诗书交往。

    宋神宗即位之初,参知政事欧阳修向宋神宗推荐了司马光,说他“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任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于是,宋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欧阳修是庆历新党,早期也是改革派,在政见上和司马光多有不同。两人最激烈的一次交锋是“濮议之争”。

    宋仁宗无子,宋英宗以旁支身份入继大统,宋英宗的生父为濮安懿王。治平二年,宋英宗想给自己生父皇考的名分,把此事交给群臣商议,拉开了濮议之争的序幕。

    以欧阳修、韩琦为首的宰执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而以王珪、司马光为首的一派则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

    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用了18个月,才最终达到目标。

    政府大臣一派虽然取得胜利,但在社会舆论上却失利。

    司马光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两人交情不深,此事是重要原因。

    2、欧阳修和王安石

    欧阳修和王安石关系比较复杂,难以说清,这里面有一桩历史公案。

    王安石早年的成名与欧阳修有莫大关系,王安石在欧阳修的提携下入京城为官。欧阳修既然对王安石有提携之恩,两人的关系应该是友好的。但历来学术界认为王安石“忘恩负义”,导致两人不和。

    两人的相识得力于曾巩的大力撮合,欧阳修很赏识王安石的才华,尚未和王安石见面就向朝廷大力推荐。

    嘉佑元年,两人初次见面,欧阳修向王安石赠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则答诗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

    欧阳修在诗中以李白、韩愈勉励王安石,表现了对王安石的器重,他期望王安石能成为他的接班人,鼓吹古文运动,王安石的答诗则有婉拒之意。很多学者却认为王安石自许孟子对欧阳修不敬,两人自此不和。但欧阳修和王安石赠诗后,交往密切,经常聚会晤面,诗词唱和,这在事实打破两人“不和”的传言。

    但从嘉佑五年(1060年)开始,两人关系生变,十年间没有任何交集。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作《贺王相公拜相启》赠给王安石,他也在此年致仕。第二年,欧阳修去世。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在欧阳修致仕时,曾诋毁欧阳修。

    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

    欧阳修去世后,人们纷纷向这位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写祭文寄托哀思。写得最精彩、评价最高的是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这篇祭文压倒了和欧阳修关系最为密切的曾巩、苏轼、苏辙等写的祭文,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

    祭文中,王安石称欧阳修是他敬慕且亲近的前辈,赞颂了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在政治上的高风亮节和突出建树。全文情真意切,誉而不谀,悼而不戚。

    人们不禁要问:是王安石言不由衷,用祭文哄骗天下,还是《宋史》无中生有呢?

    我认同梁启超先生的看法“生则诋其为天下大恶,而死则誉其为天下不可几及之人,是又岂安石之所为哉!”

    3、欧阳修和苏轼

    欧阳修和苏轼交谊深厚,不但于此,欧阳修家族和苏轼家族也交谊深厚,两个家族的友好关系延续了四代,称得上是世交。

    据统计,苏轼文集中提到欧阳修176次,其中106篇诗文和欧阳修或欧阳修家族有关,直接赠诗欧阳修6首,唱和2首,怀念欧阳修的2首,祭文5篇。

    苏轼和欧阳修的会面并不多,只有四次。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参加进士考试。两人进士及第后,一起到主考官欧阳修府上拜谢,这是苏轼和欧阳修的首次见面。

    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记述了和欧阳修会面的情景:

    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

    这次见面,两人缔结了终生不渝的师生关系,终其一生,苏轼都对欧阳修执弟子礼。

    欧阳修以“此我辈人,余子莫群”给苏轼至高的褒奖,并嘱托苏轼“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希望苏轼继他之后肩负起领导文坛的重任。

    文坛泰斗的揄扬关爱、引掖拔擢,让名声不显的眉山士子一跃成为名噪朝野的文章大师。

    苏轼和欧阳修的直接交往虽不多,但关系密切,原因有两点:一是苏轼一直感激欧阳修对苏轼父子三人的知遇之恩;二是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都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

    欧阳修和苏轼之间恩义有加、薪火相传,苏轼毕尽其功,将欧阳修倡导的诗文改革运动引向全胜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君子之争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对势同水火的政敌,其实私交甚笃。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年纪相仿,才华相当,又一起在群牧司当判官,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结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谈到和王安石这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说:“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

    而王安石说:“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两人在道德品行上最相契,用正统的士大夫道德标准来衡量,两人无疑是佼佼者。邵伯温、朱熹都称赞“二公不好声色,不好官职,不殖货利”。

    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学高而才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而王安石看司马光,“司马十二,真君子也”。

    熙宁二年,王安石大刀阔斧主持变法,而司马光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这对好友成了势同水火的政敌。

    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两人依旧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

    反对派吕诲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写了墓志铭,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襟怀磊落,他们之间的争执分歧,是以维护国家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这正如司马光所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司马光闻讯后,十分悲戚,唯恐王安石死后会受到小人的凌辱,立即写信给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中国自古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王安石能寿终正寝,死后哀荣,也算个异数。

    苏轼和司马光交情深厚

    苏轼和司马光交情深厚。司马光比苏轼大18岁,中进士也比苏轼早19年,司马光是苏轼的士林前辈。苏轼对这位士林前辈是十分敬仰的,“公以文章名于世 , 而以忠义自结人主”,“名高当世,行满天下”。

    嘉佑六年,苏轼兄弟俩参加制科考试,司马光是考官之一。司马光很欣赏苏轼兄弟俩,当苏辙的文章引起争议时,宰相韩琦等认为黜落苏辙,司马光认为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

    为此,司马光向宋仁宗上《论制策等第状》,劝仁宗不要单看苏辙文章的一点小毛病,而忽略了谏诤的“切直”的精神。

    文中司马光还对应试的苏轼、苏辙、王介的对策总体评价,认为“所陈国家大体,社稷至计,其间甚有可采择者”。

    司马光的建言,对促使宋仁宗谅解并录用苏辙,起了决定作用。

    司马光对苏氏兄弟特别是对苏辙的评价和保护,使苏氏兄弟直接进入仁宗视野,为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治平三年,苏洵病逝。司马光亲赴吊唁,并为苏轼母亲撰写了墓志铭。苏轼和司马光开始正式交往。

    自此直到司马光病逝,苏轼和司马光的友谊持续了20年。

    两人志同道合,在逆境中,两人诗书唱和,相互慰藉。期间,司马光也曾向宋神宗推荐过苏轼,也曾因苏轼的“乌台诗案”受到牵连。

    如果说苏轼的前半生,司马光的影响还不大的话,那苏轼后半生的荣辱进退,和司马光有着莫大关系。.受司马光的扶持,苏轼在元祐时期享受了仕途的无限风光;受司马光的牵扯,苏轼在绍圣以后经历了人生的无尽坎坷。

    苏轼一生以王安石为敌

    苏轼和王安石没有什么私人友谊,他对王安石终其一生都是坚决反对,即便在王安石死后也是如此。

    苏轼对王安石的“恨”始自父亲苏洵的影响。苏洵嘉佑年间初到京城,文章受到时人的推崇,苏洵也很自负。唯独王安石“不以为然”,认为“ 询机论衡策文甚美 , 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 ”苏洵因此极端仇视王安石,大骂王“ 囚首丧面” 、“异时必乱天下” 。

    嘉佑六年 , 苏轼兄弟与王安石之间直接发生 矛 盾 ,苏、王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年苏轼兄弟俩都制科考试,苏辙文章言辞尖锐,用唐穆宗、唐恭宗比喻宋仁宗,被列入末等。王安石知制诰,认为苏辙攻击皇帝,不肯为他写诰书,苏辙一直羁留京城不能赴任。

    王安石执政变法时,第一个上书反对的就是苏辙。王安石和苏轼的矛盾也日趋尖锐。

    王 安石在用人上强调 “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 ” ,以支持新法与否来划线,凡是拒不执行新法的官员一律降黜 , 甚至对一些元老重臣也毫不客气。苏轼那样激烈攻击新法 , 当然不会被重用 。

    苏轼不仅激烈批评新法,还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在熙宁年间及以后,苏轼常在诗文中骂王安石是乱臣贼子,将他比作是王莽、董卓一类,这就超出了政见之争,纯属人身攻击了。

    王安石罢相在江宁养老时,苏轼曾到江宁拜访过王安石。有人以此认为两人“一笑泯恩仇”,其实不然,苏轼这次拜访的目的性很强,就是借王安石之口推荐秦观。

    王安石去世后,宰相司马光主张对王安石“尚宜优加厚礼”,因此追赠太傅称号。此时苏轼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了《王安石赠太傅制》。明褒暗贬,“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

    元祐三年,有人提议王安石配享神宗庙,苏轼连上两书反对,直斥王安石是“奸人”,在 仁宗英宗朝 ,“矫诈百端 , 妄窃大名 。或以为可 用 , 惟 韩 琦 独 识其 奸 , 终不肯进”。

    人们都说王安石个性执拗,苏东坡豁达,但从苏轼对王安石的态度上看,却不是那么豁达,他一生以王安石为敌。

    究其原因,很难说清。除了政见不同的原因外,有学者认为是苏轼的嫉妒心理作崇。

    相比王安石就要大度些。苏轼因“乌台诗案”有生命之忧时,苏轼的好多亲戚朋友噤若寒蝉,朝廷官员帮苏轼说话的也不多。当时辞官在家的王安石上书皇帝,给自己的政敌说了句公道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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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的才华光耀千古,在道德文章上都是一等一的人物。但我认为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分度的,因此给他们排了排位次,仅是一己之见,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道德品行: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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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才能: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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