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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手记|读殷周制度论兼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读史手记|读殷周制度论兼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作者: 一篇读罢 | 来源:发表于2018-12-08 08:18 被阅读50次

    一《殷周制度论》的写作背景:于考据中寓经世之意

    葛兆光在《余音-学术史随笔选1992-2015》一书中收录一篇写于2003年的文章,题为:王国维手稿本《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跋。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就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余考”,这段被删去的文字内容,后来被王国维更系统地写成《殷周制度论》。由此,揭示出这两篇风格迥异论文的内在联系,即王国维的写作初衷是想“于考据中寓经世之意”。对此,葛兆光在文末写到:“对于周公制礼作乐之后中国文化精神与规范的认同,我很怀疑这种历史考证的背后,是否也有一些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呢?”,但现实政治感慨是什么?他没有说清楚。

    王汎森在《执拗的低音》第三讲-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相关问题,也看到了《殷周制度论》的特色,并解释了王国维的政治感慨。他说:《殷周制度论》既符合他的价值信仰,又与讲求客观的学问合在一起,既寄托了他的信仰,又客观地研究学问,这两个东西在此巧妙地结合了。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一再强调分、定,认为按照周代宗法制度,一切都按嫡长子,依靠血缘,所以没有抢夺、争论的余地,不会像民国的军阀依靠抢夺地盘。王国维认为周公并非不知道尚贤,但周公为何要以天生的血缘来决定政治,因为这样才不会开启纷争之道。这些话一方面在讲殷周,一方面也是讲民国,这是将历史和现实结合在一起,既是讲殷周之间制度的变迁,也是讲如何息止民国初年军阀间无休止的斗争。

    二《殷周制度论》的主要观点: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此段为总论点“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进一步阐释)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此段为具体论证,核心是周公的制度改革。以下各项制度措施有更详细的论证,暂略。)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於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於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於是。且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於上,而民风化於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是故天子、诸侯、卿、 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於此。

    (此段指出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影响。)

    三《殷周制度论》的准确理解:以王和、许倬云、李峰的著作为例:

    首先,王国维所说的殷周之际,既不是武王克商,也不是殷商和两周的总体对比,而是指周公辅政的政治实践与此前殷商历史的对比。王巍所著《商周文化比较研究》是将殷商和两周总体对比。关于这一点,王和在《历史的轨迹》一书中解释的最准确

    武王克商以后,所作主要不过是“释百姓之囚,表商荣之闾,封比干之墓”,其后不久便“罢兵西归”。对于作为亡国之余的殷人,反而倒是“封纣王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盘庚之政”。说明周人还是按照夏商以来的惯例,打败敌国之后令其服从即可,并没有消灭殷国,而仅仅是让殷人作为邦国联合体之一员服从周。对历史惯例的遵循与受传统习俗的影响,使周人在代殷以后最初试图建立的,不过是效仿殷代政治模式的、以周为领袖国的方国联盟王朝。

    (但由于三监之乱、周公东征)故而,在周公的亲自规划设计下,实行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分封;同时通过“制礼作乐”使周系诸侯与其他文化落后的部族方国截然区分开来,而周系诸侯之间则具有了共同的文化观念与制度约束的同一性基础。从而改变了周初那种不平等方国联盟的政治格局,把周王朝改造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宗法化的以共同的政治利益为基础的以礼乐制度和文化观念为纽带的以周王为宗主的宗族诸侯为主异性诸侯为辅的王朝。

    其次,王国维强调的是“政治与文化的变革”及其历史影响。这个变革只是周公开始的,其影响也不是在周公时代就立竿见影的,而是不断地被巩固。许倬云在《西周史》中引用了一张图:

    古代以姓族为集群条件的局面,遂因此改观,成为以诸侯相融合的新组合。

    李峰在《西周的灭亡》最后一章“西周的馈赠”更明确地指出了这些措施的历史意义:

    在西周统治的274年内,西周国家在一种一元化的贵族文化引导下,逐渐给周人世界带来一种文化和种族同一体的意识。这些西周诸侯国都开始互视彼此为同一个统一体里面的同僚,并且都认同一个被认为是历经了夏商周而来的共同文化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西周国家不仅留给了中国一个民族的核心,同时还留下了对于中华文明在日后百年和千年间在帝国统治下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的文化根基。尽管西周与秦汉帝国之间有着五百年以上的时间间隔,但文化因素却是可以长时间存续的。我们应该在西周国家所带来的文化与民族融合中去探寻中华帝国的起源,应该在西周国家植入周人世界每个角落的同一文化因素中去寻找中国日后统一的基础。

    以上三本著作不约而同地支持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核心论点。

    四《殷周制度论》的学术质疑:以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为例

    关于《殷周制度论》的质疑,主要针对王国维的具体论著,周书灿《殷周制度论新论》和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都对学者的质疑作了梳理。现以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为例。沈在文中说:尽管如此,王国维的上述论点在总体上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些论点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然后从3个方面来证明:

    1封建的产生及周人在国家形态上的跃进。封建始于周代,这主要是指西周才出现一批人为组成的由非单一血缘亲属集团构成的邦国。它是通过周王室封建子弟亲戚建立的。

    2嫡庶制、宗法制的出现与家天下国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嫡长子继位的正式确立是在成王时代。

    3德治与礼治-对殷代神权政治的否定。

    但他又说:平心而论,商周之际的变革并不是我国古代社会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我国历史上最大最根本的一次变革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商周之际的社会,虽亦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诸方面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却很难说商周两代在生产力性质及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方式上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两代的社会结构也不能说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这又陷入了张光直(包含严一萍)在《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的异同》一文中对《殷周制度论》的批评论调。张光直在该文说:从大处看,夏商周三代文化在物质上的表现,其基本特点是一致的:

    1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基本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 

    2三代贵族都以土葬为主要埋葬方式。这种共同的埋葬方式表现共同的宗教信仰。 

    3在器物上看三代文化虽有小异,实属大同。

    由此,我们就要对“文化”准确界定,然后来衡量变动的大小。

    五文化的含义以及判定中国历史的文化变革时期:

    文化,可以分为4个方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文化(习俗方面)。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强调的是后三个方面,而张光直从考古遗存中得出是物质方面。两者并不冲突,夏商周同处于青铜时代不假,但整个传统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都以农业文明为主,这也是事实。从物质方面判断变革,意义不大。

    春秋战国之际的的变革,我不太同意,因为关于春秋战国的划分标准不同且六国变法不如秦彻底。我更喜欢用周秦之变。这也是沈长云不同意殷商之变为最大变革的原因。所谓周秦之变,蒙文通在《法家流变考》指出:秦用法家,其行事皆本法家之义。儒家从周,故儒皆推周政之本。但绝对的法家失败了,到汉武帝时期定型为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所说的“儒法国家”。这是思想文化上返周而制度文化上用秦。对于古今学者强调的春秋战国之变,邢义田在《秦汉史论著系列》序言中强调社会文化的不变:

    周代封建是认识中国古史的关键。周人行封建所立下的思想、政治和社会格局,大体上笼罩了传统中国近三千年。春秋战国时,中国一度发生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重大变化。这些新变化,乍看之下像是导致了封建的崩溃;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常常是借用旧砖瓦建造新房子,使得封建制在新的形势下,得以扩大延伸和转化。所谓扩大和延伸,是指原本由贵族上层独占的封建特权,扩大并下延伸成为包含平民在内的一种制度。

    由于周秦之变普遍被视为晚清之前中国社会最大的变革时期,所以,将殷周、周秦和晚清三个时段对比分析:

    殷周:物质文化没有大变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文化均变化;

    周秦:物质文化有变化但不大;制度文化大变化;思想文化变化但失败;社会文化没大变化。

    晚清:物质文化大变化;制度文化大变化;思想文化大变化;社会文化大变化

    由于我们正处在最近的变化之中,中西之争尚未结束,暂不论。我感觉,周秦之变最大的变化是在制度层面。这种变化也是建立在周代封建制的基础上。周代奠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文化,直到近代才受到严峻的挑战。李零在《我们的中国》第一册中,提出西周和秦汉的两次大一统,这点我比较赞成,强调了西周在文化方面的统合作用。

    综上,我认为《殷周制度论》所提出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是正确的也是晚清之前中国最大的变革。且我想补充王汎森对《殷周制度论》现实关怀的观点。王国维更可能有感于晚清民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重提周公制礼作乐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这或许是王国维“于考据中寓经世之意”的真正含义。

    以上引用专著与论文,读者自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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