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半月谈》报道，在梳理142名中共十八大后落马高官的履历后，发现他们的高学历获取经历，具有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和疑点多等“四多”特点。
不是博士就是教授，中国的落马高官为何普遍都有高学历？中国媒体称，其背后有“权学同谋”的利益链，某些官员可以轻松突破招生、培养、答辩等诸多环节，顺利拿到各类文凭。
据报道，在梳理142名中共十八大后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的履历后，发现这些落马官员的高学历获取经历，具有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和疑点多等“四多”特点。
不少落马官员基础学历较差，甚至没有基础学历，但这些高官基本上都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关学历，硕士学历一般两年获得，博士学历一般三年获得。从公开报道看，没有哪位高官因为论文、答辩等环节“卡壳”而拿不到文凭。
48名落马博士高官中，有26人跨界，占54％；66名硕士高官中，有33人跨界，占50％。不仅跨界，不少落马官员还拥有院长、教授、高级工程师或博士生导师等响亮头衔。
有些高校愿拿教育资源 交换官员手中资源
比如，落马的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工作40余年间，从未离开过公安岗位，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工学博士和高级工程师的头衔，其博士所学专业还是专业性极强的机械设计及理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很多官员手中掌握了资源分配权，有些高校甘愿拿教育资源与之交换，乐意招官员读硕士、博士，并在考试、毕业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指出，在诸多官员的学历腐败过程中，有关大学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仅没有执行严格的标准，反而降低录取标准，为官员“深造”大开绿灯。
至于部分高校这么做的原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分析，一是因为需求大，部分官员为了更快提拔，对文凭需求量很高；二是为官员提供文凭后，高校办事会变得更容易；三是部分官员前来读书后，企业家也会跟着来读。企业家对拿文凭并不感兴趣，但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认识到官员，这对高校创收有帮助。
部分官员学历提升速度 堪称“大跃进”
中国官员拥有高学历者众多，这与精英人才层层晋升、领导干部的高学历要求有关，当中也有不少通过在职研修获取。不寻常的是部分官员的学历提升速度堪称“大跃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知识化”，这在落马高官中尤其普遍。
中共十八大后，“权学交易”现象有所遏制，但远未能止步。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表示，十八大以前，公费支出比较混乱，官员攻读学位的各种开销，可通过各种渠道报销，自己不用花钱。十八大后，干部要读学位得自己掏钱，热情减了大半。此外，党校办官员学历教育的高潮已过，组织部门跟党校合作办班也在控制，管得十分严格。
吴锦良也表示，虽说官员必须自己掏钱攻读学位，但他们还是可以找别人买单；党校办得少了，他们还可以找高校，而且有的官员可能会做得更加隐蔽。
官员学历造假问题由来已久，但屡禁不绝。《瞭望》新闻周刊早在2007年的报道中曾分析认为，打击官员学历造假，必须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并建立健全假文凭惩处制度，从制度上预防“权学交易”。然而，官员学历腐败时至今日仍为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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