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谈起东山历史，自然谈起铜山古城，多数人只记得与古城联系密切的守御千户所，而淡忘了在军事上真正发挥作用的参将府。铜山千户所隶属镇海卫，所署建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然而到了成化年间（1465~1488），千户所署居然倒塌了，《铜山志》记载：“至成化间倾圮。（1）”
要多长时间没人居住，多长时间荒废，才导致一座军事指挥所倒塌，说明卫所制度早已名存实亡。这和腐败无关，天下太平日久，前线无战事，军备也就松懈了。任何事物，有压力才有应激机制。
明朝有两个军事强盛时期，一个是明初洪武和永乐年间，另一个是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嘉靖年间，倭寇猖獗犯边，刺激朝廷大力加强东南沿海防卫力量，出现了战无不胜的戚家军，也建立了强大的水师。
嘉靖三十八年（1559），朝廷合并了水师和陆军指挥权，把福建分为南、北、中三路，设水陆参将，隶属福建省指挥使司。“三十八年（1559），巡抚刘焘题请福建分为南、北、中三路，以漳州为南路，参将并水陆为一，辖铜山、浯屿等处。（2）”
《东山县志》（民国版）记载：“漳州为南路，辖漳州、镇海二卫，并浯屿、铜山二寨。前部左营即铜山浙兵，前部右营即陆鳌土兵，每汛期常驻铜山。万历三十年（1602）移鹭门。（3）”铜山浙兵指万历九年（1581）在铜山五里亭设立的浙兵营，隶属南路参将，官兵450人，设把总一人，管辖从铜山到诏安一带的军事要地。
福建南路参将府本部设在漳州，万历三十年迁到鹭门，鹭门即厦门。不管在漳州还是在厦门，每逢汛期，南路参将必须驻防铜山，所以在铜山也建有参将府。
铜山参将府是福建南路参将的汛期指挥机关，行使督察备倭、指挥作战的职能。那时，“参将府则两汛驻防焉，海防馆则两汛按临焉。若分主道巡海道、巡历厅则暂修所为行台，或县令时至，则驻防馆内。（4）”
从这段记载看，武官住在参将府，文官住在海防馆。巡海道、巡历厅的官员也经常来到铜山城，以至于要临时修建“行台”为办公场所。可见当年铜山城簪缨相望，冠盖云集。
几年前，在铜陵顶街王氏古厝中发现了一块明代残碑。残碑用质地良好的梁山青石制成，高80厘米，宽60厘米，厚10厘米，下有二足，左上方一角残缺。
正面刻字：“钦差巡抚福建右佥都御史赵克怀、巡抚福建监察御史杨四知、□□漳南道福建布政司参议甘来学、□□□□□建按察使副使邹墀。”背面刻字：“□□知府周铎、同知周裔登、推官聂应科、漳浦县知县王命爵。（5）”
用现代职衔类比，他们分别是中纪委副书记赵克怀、省纪委书记杨四知、分管副省长甘来学、省公安厅副厅长邹墀。漳州市长周铎、副市长周裔登、司法局长聂应科、漳浦县长王命爵。立碑时间和其他内容已经损坏。《漳浦县志》记载，周铎万历九年（1581）任漳州知府。王命爵万历十年（1582）任漳浦县令。由此推断，大约在万历十年或以后，这些官员来到铜山城检查抗倭防务工作，住在城里的临时“行台”，这反映了铜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2、
什么是汛期？适合航行的季节为汛期，反之为非汛期。在依靠风帆为动力的古代，由于受到风向和风力的影响，并不是所有时间都适合航行。台湾海峡每年10月至翌年3月多东北季风，风力达4～5级，有时6级以上。5至9月多西南季风，风力3级左右，而且7至9月多热带风暴和台风。
每年春秋季节，倭寇南下琉球群岛，视其风向选择袭扰地点。东北风多，便直接进犯浙江；东风多，则选择攻击福建；北风多，就南下奔袭广东。夏天台风盛行，冬天风高浪急，不利于倭船航行。朝廷根据倭寇活动规律制定汛期，规定春汛从三月十五日开始至六月十五日止，秋汛从九月十五日开始至十一月十五日止，是为春秋两汛。按此计算，福建南路参将一年有五个月住在铜山城。每逢汛期，铜山水寨官兵“分哨四出，各防险要。”“非汛期则团泊寨澳，轮番出哨。”从浯屿到诏安梅岭的广阔海域，都是铜山水师的汛地，即警戒防守的水域。
《铜山志》载：“参将府，益齐呼公建，又以西北旷地许民请佃居住，不征其税。天启丁卯（1627）被海盗烧毁。参将赵廷支府银三百，暂建于城内仓厂，今守备衙是其处也。（6）”
这座参将府在什么地方呢？各种版本的东山志书都没有记载，民国版《东山县志》更是说：“其址莫考。（7）”从《铜山志》记载看，参将府的西北面有空地可以让百姓耕作和居住，并以“不征其税”为措施，鼓励百姓移居。说明参将府在城外，很可能在西门澳水寨兵营附近一带。从“暂建于城内仓厂”推测，与城内相对的是城外，因而，早期的参将府应当在城外。
明朝初年，铜山所城内建有名为“永聚仓”的粮食仓库，分为“天地玄黄”四个单元，其位置在现在城内公园原址。天启七年，郑芝龙率舰队袭击金门、厦门、漳浦、铜山和广东沿海，纵横东南海上，所向披靡。铜山的参将府、水寨署、浙兵营均被烧毁，铜山城因其三面环海，城防坚固，幸免于难。
崇祯年间，参将赵廷考虑到城外不安全，把粮食仓库移到别处，在“城内仓厂”原址修建新的参将府。《铜山志》还说赵廷“改仓厂为总兵府署，仓移他所。清康熙三年（1664）播迁焚圮。雍正十二年（1734）任文龙修葺之，并增三间于衙左，后守备官住焉。（8）”
把城外的参将府搬到城内，怎么就变成了总兵府？崇祯年间，铜山并没有总兵级别的军事机构。总兵府的出现，是明亡以后的事情。很明显这是《铜山志》错误记载，而《东山县志》以讹传讹。
3、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的四十年间，是铜山战火纷飞的年代，郑氏集团与清政府在此反复争夺，几易其手。根据《台湾外志》记载，铜山一直由隆武皇帝任命的平虏将军朱寿驻守。朱寿是铜山人，他管辖厦门以南，南澳以北地区。民国版《东山县志》记载：“朱寿，水师总兵，封平湖伯。（9）”平湖伯，应为平虏伯，取扫平鞑虏之意。在清朝，凡是前朝污蔑满族的字眼均以相近文字代之。朱寿以总兵身份住在参将府，因而改称总兵府。
顺治八年（1651）三月，郑成功派遣张进以都督身份取代朱寿驻防铜山城。“顺治八年辛卯……三月，……张进代朱寿守铜山，陈霸守南澳。（10）”南明割据政权为了延揽人才，大量封官加爵，稍微有点能力，就封为总兵伯爵之类的，含金量并不高。朱寿贵为总兵，张进身为都督，其实他们手下没有多少兵，否则，后来郑成功也不用派郭义、蔡禄带兵到铜山协防。
许多人认为张进的官邸在现在图书馆位置。其实他住在城内参将府，他驻防铜山期间，其官邸应称为都督府。《台湾外志》的记载提供了都督府在城内的证据。1661年，郭义、蔡禄密谋降清，带兵入城，控制四个城门，门卫向张进报告郭义、蔡禄反了。“进忙坏其印，却从后门登山，向北而走。（11）”他准备越过城墙，乘船逃走，看到没有船，只好返回。这些描述说明张进住在城内，也符合参将府的地理方位。
康熙三年（1664）迁界，铜山城“摧城焚屋，致二百六十余年花锦文献之地，一旦邱墟。（12）”参将府因为张进引爆炸药的损坏，也因为迁界的焚毁，成为一片废墟。
明朝的南路参将是汛期驻防，参将府不是常设军事机构。清朝的铜山参将府是常设的守备衙署，说明海上防卫的加强。而且，为了统一台湾，清政府一度在铜山设立总兵府和部院衙门，作为对台作战的指挥总部。
民国版《东山县志》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副将詹六奇率民复界，以演武亭厅为衙署。旋总兵黄镐更筑西厅边房。”演武亭厅就是今天的图书馆，刚开始作为詹六奇的副将衙署，不久后，总兵黄镐驻防铜山，副将署升级为总兵府，也称为总镇衙。镇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师级。
黄镐是水师总兵，下辖中、左、右三营和城守营，营略低于现代军队的团级。每营1000人，共4000人。其中中军营衙署设在石狮埕。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昌继任总兵，至康熙二十三年结束。即从1680至1684年，现在的图书馆位置是总兵府。
4、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统一台湾后，朝廷迅速裁军，降低铜山军事级别。康熙二十三年（1684），裁去一营，改镇为协，设副将，总镇衙降格为副将署。协相当于现代军队的旅级。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调整军事布局，南澳升格为总兵，管辖闽南、台湾、粤东海域军事。这就是民间俗称“南澳总兵管三省”的来历。这年铜山又裁去一营。
康熙三十年（1691），铜山再次降低规格，又裁去一营，改协为营，撤销副将，降一级设游击将军。这样，铜山只剩下一个营，共有官兵984人，其中分防悬钟310人。把石狮埕的中军衙署搬到原副将署，即今天的图书馆。第二年，石狮埕的中军衙署废弃不用。从1680至1691年，共12年，石狮埕是游击将军衙署所在地。
康熙四十八年（1709），铜山驻防升了半级，从游击升为参将，调汀州兵216人，补足1200人兵额（13）。把石狮埕的原中军衙署，改建为守备衙署，即参将府。那一带地势比较高，后来渐渐有了民居，人们以衙署为参照物，称呼那里为“衙顶”。直到现在，“衙顶”仍然是铜陵的专属地名，即现在孙家大院及周边地段。从1709至1734年，共25年，石狮埕是铜山参将府所在地。
从那时起到清朝结束的二百年间，铜山一直是参将驻守，兵额1200人。新中国建立之初，驻防东山的公安80团，兵员也是1200人左右。
雍正十二年（1734），参将任文龙修缮城内原参将府，并且扩大规模，“增筑三间于衙左”。任文龙把参将府从城外石狮埕搬到城内，从此，历任参将都居住在城内参将府。
民国版《东山县志》记录了从雍正二年（1724）至宣统三年（1911）的187年间，共有125名参将在铜山任职（14）。其中113人住在城内参将府，另外12人住在城外石狮埕参将府，平均任期一年半。清政府担心武将掌兵，日久专权，因而调动相当频繁，一般任期一到两年，任期四五年的极少数。
这些参将中，铜山籍人士有：朱昌明、朱廷谟、黄国哲、余定邦。任守备的铜山籍人士有：朱廷美、郭珊、黄定国、汪振扬、沈大超、朱振荣、黄鸣凤、朱辉山（15）。参将是统兵官，正三品，守备管理营务和粮饷，正五品。
“民国元年（1912），福建都督派李心田为铜山参将。……民国二年，裁参将守备，改由军队驻防（16）。”从此，铜山结束了参将驻防的历史。
1918年，东山大地震后，时任县长孔宪洛把参将府改建为县政府。1939年县政府全部被日本飞机炸毁，1941年县长楼胜利以县政府遗址改建为中正公园，公园里耸立着纪念东山抗战的献机纪念碑。现在，“公园”成为地名指称，也成为当地社区的名字，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那里曾经是威名赫赫的铜山参将府了。
注释：
（1）陈振藻《铜山志》51页
（2）陈元麟《海防记》。《漳州府志·卷四十五·艺文》
（3）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72页
（4）陈振藻《铜山志》51页
（5）黄炳钦《东山惊现明代官方纪事残碑揭开漳州知府的秘密》
（6）陈振藻《铜山志》52页
（7）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365页
（8）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360页
（9）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171页
（10）江日升《台湾外志》卷六
（11）江日升《台湾外志》卷十一
（12）陈振藻《铜山志》3页
（13）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74页
（14）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02—207页
（15）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173—175页
（16）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76页
201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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