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儿童来说，最为基本的不幸都是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只要在内心感到自己被人需要、被人爱，孩子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忍受通常被视为创伤的东西。
父母的偏爱，不公平的责备，时而过分溺爱、时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守诺言，对待孩子的态度从暂时性地不闻不问，到一贯地干涉孩子最为合理的愿望，父母的行为或态度，既破坏了孩子的意志，也必然会引起敌意。
挫折并不是反叛性敌意的唯一根源。重要的是强加在挫折之上的精神，而不是挫折本身。
患有神经症的父母，他们通常都不满意于自己的生活，通常都没有满意的情感关系和性关系，因此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子女作为爱的对象。
反抗如果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话，那么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危险，不在于感受或表达，而在于对这种反抗的压抑。儿童可能会将所有的责备都揽到自己身上，并感觉自己不值得人爱。
无助、恐惧、爱或罪恶感，会让孩子压抑敌意。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会导致焦虑。
在不利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他们的无助通常由于恐吓、溺爱，或者一直处于情感依赖的状态，而被人为地强化了。一个儿童越是无助，就越不敢感受和表现出反抗，而这种反抗也就会被延迟得越长久。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潜在的情感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孩子越感到恐惧，就越不敢表现出敌意，甚至不敢去感觉敌意。“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怕你。”
当父母缺乏对孩子的真诚之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自己是如何的爱孩子，如何的为孩子牺牲，直至耗尽心血。一个儿童，尤其是一个同时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儿童，可能会紧紧地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不敢作出任何反抗，唯恐失去做一个乖孩子所得到的奖赏。他怕任何敌意的表示都会破坏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其潜在的情感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我怕失去爱。
此外，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因为自己感觉或表达了某种敌意或反抗，而感到内疚；或者如果他违背了父母所设定的规则，那么，他在自己的眼中就会变得一文不值或可耻。一个儿童越被教育得因为越过禁区而感到内疚，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怨恨或责难。“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如果感觉到敌意的话，我就成坏孩子了。”
这些因素都可能使一个儿童压抑他的敌意，并最终导致焦虑。
一个儿童越是与他人隔绝，不能使他人的经验成为自己的经验，就越有可能形成一种针对所有人的不信任感或仇恨态度。一个儿童越是掩盖他对自己家庭的怨恨，就越会将自己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并因此认定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可怕的。
一个在上述氛围中长大的儿童，在与其他儿童的交往中，将不敢像他们一样有胆量或好斗。他将会比其他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对单个刺激所作出的种种单个的敏锐反应，会固化成一种性格态度——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是不可分割的。
基本焦虑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最轻微的刺激也有可能引发最强烈的反应。
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助、被遗弃、受到威胁，一种仿佛置身于一个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妒忌自己的世界之中的感觉。神经症患者在他无法掌握的年岁里遭遇着大量的不幸经验。
一方面神经症患者想要依赖他人，另一方面又对他人有不信任和敌意。因此，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越是必须彻底。其方式主要有四种：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爱的格言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顺从的格言是：如果我屈服，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顺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并且避免任何有可能引起愤怒的事情。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受到虐待而不自卫，并且随时准备不加区分地帮助他人。他们只有通过刻板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赢得保护。
第三种保护自己对抗焦虑的尝试是通过权力实现的。其格言是：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手段是退缩。当他人对自己的内在需要或外在需要产生影响时，不去依赖他人，试图使自己脱离与他人的情感联系，将个人的需要缩减到最低限度。
这些退缩手段，与屈从或顺从的手段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放弃了个人愿望。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独立，不依赖于他人。格言是：如果我退缩，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我了。
为保护自己免受基本焦虑而作出的各种尝试，不是由一种想要满足快乐或幸福欲望的愿望所促成，而是由一种安全需要所促成的。
只要生活情境允许这样做而不会招致任何冲突，那么排外地或片面地追求这四种手段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有效地带来个体所想要的安全感——即使这种片面的追求通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导致整个人格的贫瘠。
神经症患者同时也可能被强迫性地驱使着去控制所有人而又希望被所有人爱，去顺从他人而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去疏远他人而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为常见的动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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