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友谊，不是在你风光时，锦上添花之人，而是在你落难时，能不离不弃雪中送炭之人。
北宋时期，范仲淹因为主张改革，惹怒了朝廷，被贬去颖州。当范仲淹准备离京时，一些平日与他交好的官员，生怕被连累，纷纷避而远之。只有一个叫王质的官员，知道后立即抱病前去相送。
在那个时期，如果有一人犯罪是会株连九族的，但王质并没有选择撇清关系。他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真诚待友。
范仲淹和王质两人的友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患难中见真情。人生中，友情和爱情一样，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像《友谊的辩证法·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集》（以下简称《友谊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和本雅明两人长达十多年通信的友谊，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西奥多·阿多诺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等等。
瓦尔特·本雅明是德国学者、作家、批评家、翻译家，20世纪前半期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和作者之一。主要著作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等。
本书记录了两人从1928年至1940年之间的来往信件。他们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相识，从1928年开始通信，直到本雅名1940年自jìn，两人之间的书信才终止。除了部分信件遗失，幸存下来121封信及明信片，都按时间顺序完整地收录在了这本书中。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发展的。
01友谊的开始——经济上的依赖
本雅明比阿多诺大十一岁，1923年二人初相识，本雅明那时准备在法兰克福撰写大学教授资格论文，阿多诺则在法兰克福读大学。
本雅明来自富裕的犹太家庭，从小依靠父母过着优越的生活，后来因为德国的经济状况恶化，父亲要求他自食其力，除非“获得社会承认”，不然将终止对他的经济资助。
他迫于经济压力，选择了写自己不喜欢的教授资格论文，并且不得不为研究所杂志撰稿。
而阿多诺却不一样，他有父母的经济资助和未婚妻格蕾特的支持。1931年阿多诺的新论文《克尔恺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通过了，他被法兰克福大学聘为讲师，并开始与《社会研究杂志》长期合作。
因此，本雅明的最新作品投到研究所时，阿多诺都会第一时间看到，并且还有权对它们进行大量干预。本雅明为了能得到研究所的资助，就算违背了自己的初心，也只能接受。
虽然他们的这段友谊一开始是建立在金钱上，但并没有妨碍两人在思想上继续深交。本雅明曾在信中，多次提到他们的友谊是任何外在的东西所不能破坏的。
02友谊的发展——分歧中的考验
列宁说，友谊建立在同志中，巩固在真挚上，发展在批评里，断送在奉承中。
本雅明和阿多诺，不仅在性格上和经济上有差距，在思想上也都有很大的分歧。
从通信集的记录上可以看得出，二人的主要思想分歧更多的在于：阿多诺极力主张唯物辩证法，而本雅明则试图寻找一条直观、具体、直接指向实践的唯物主义思考方式，布莱希特称之为“朴素的思考方式”。并且本雅明喜欢“让组合在一起的材料自己说话”，因为他关注的不是理论观念，而是具象。
多数时候，在他们思想上有分歧时，阿多诺的言辞会比较激励。比如：阿多诺总是借“思想同盟”之名，指责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的友好关系，还总是把本雅明思想中的社会学取向归咎于布莱希特的“不良影响”。
而本雅明在面对阿多诺的攻击时，大多数时候会选择妥协。本雅明从未指责过阿多诺对自己思想的“借用”，偶尔提起时，语气也相当委婉。比如：他在第5封信中写道：“有个请求不知该不该讲：如果这篇演讲稿将来要出版，而且您打算——如您暗示的那样——援引我的话，还烦请事先通知我一下。”
尽管二人的分歧如此明显，但友谊的小船却没动摇过。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两人在性格上的互补、本雅明在经济上依赖阿多诺，以及阿多诺在思想上能受到本雅明的启发，才能让这份友谊继续前进吧！
03友谊的牢固——学术上的探讨
俗话说得好，友情是希望，让人奋发；友情是动力，催人前进。
阿多诺因为与《社会研究杂志》合作，所以他要对上杂志的文章负责。因此，本雅明的最新作品，都会先寄给阿多诺看。而阿多诺为了杂志社的利益以及本雅明的稿费，对本雅明的论文赞同的会肯定鼓励他，不赞同的就会提出各种修改建议。
比如在第31封信中，阿多诺对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就有不同的看法。首先他非常肯定拱廊街计划，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组织有权力凌驾于他的“拱廊街”之上，同时称赞它是独特意义上的第一哲学。但因为要符合研究所的要求，他提出让他放弃阐释，让组合在一起的材料自己说话。
而本雅明对阿多诺的文章，也会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以及修改意见。比如在第92封信中，他对阿多诺新写的《贝多芬》就非常喜欢并肯定，而对新版的《曼海姆》就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修改建议：我建议将第3页第15行的第二个词从“光”改成“黑暗”，第10页倒数第8行从“安心的”改成“美化的”。
也正因为他们在学术上的互相探讨，他们的友谊通信之路才长达十多年。
写在最后
生活中，谁又能陪谁走到最后，不过是在黑夜里互抱取暖，各取所需而已。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友谊大概也是如此吧！
尽管当代学者对他们的“友谊”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阿多诺的推动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为本雅明流亡时期的“救命稻草”，而且本雅明去世前也的确把自己的遗稿托付给了阿多诺。所以说，是褒是贬，当事人才是最清楚的。
如果你也想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不妨自己打开《友谊的辩证法》，试着从一种辩证的视角去阅读他们之间的友谊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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