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桑生于1992年，这不是身份证上的名字，但她认为是本名。她还有个英文名，叫Zooy。原本，她在广州读大学，专业是计算机，算是个普通的“IT男”。父母早就打通关系，打算毕业后把她送去做公务员，安安稳稳一辈子。
但她感到绝望。她认为那学校没有一个大学的样子，办活动强制参加，不去后果自负，没有尊重可言；从老师身上也感受不到学术氛围，专业更是不喜欢。最重要的是，她对自我的认知一团混乱。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没办法跟别人说，没办法想清楚自己是谁，不喜欢身边的人，在里面人生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切都是别人设计的。”
于是她想直接退学。但这遭到家里的强烈反对，电话里吵了很多次，父母的情绪很激烈，只好改为休学一年。休学后黄桑搬回了家里，靠着父母的供养，她每天看书、画画、练吉他、玩键盘，也谈谈恋爱，思考了很多自己的事情。
2015年，重返校园的黄桑开始了参与性/别公益的人生历程。不久即将性别认同从酷儿改为女性，并自我标签为拉拉。2016年5月，她与同伴在广州成立跨性别中心，从此活跃在LGBT领域，从未中断。
这是她人生的分水岭。故事的前半部分，她是个休过学的肄业生，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性/别认同和取向一直没有被清楚地定位；而后半部分，她是跨儿中心的执行主任，致力于跨儿群体的公益活动，完成了自我的性/别探索，活出了自己。
“男性这个群体在我的人生里从此彻底绝交了”
黄桑的身份证上写着男性。这给她带来很多麻烦。入住酒店，办电话卡不方便，有时候，刷脸都无法通过，她得出示支付宝的身份验证，或去附近公安局开证明。
她不太有家庭的概念。很多人觉得最小的单位是家庭，但对她来说，最小的单位是个人。她很少打电话回家里，父母偶尔会打过来，问需不需要钱，她从来不要。“互相知道对方还好好地活着就行了。”
黄桑的叔叔因肝癌早逝，她的父母一蹶不振，吵得很厉害，就把她和妹妹送到亲戚家。寄人篱下的黄桑不得不面临很多自卑和让步，有时住这个亲戚家，有时住那个，换来换去，从不是主人。
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再没好起来。但即便如此，她还是面对了一些传统的性别规训。
上小学时，家人说黄桑是人妖，说她说话很嗲，发音有问题，还专门矫正过，持续了很久，但没有成功——她不太懂他们是什么意思。去买衣服，她会不自觉跑到女装区，看到中性化的格子衬衫，常常驻足，父母再把她拉回去。她还喜欢她姐姐的衣服和鞋子，但没有喜欢裙子。
有一次，同桌说她听的歌和小女生一样，语气很嘲讽。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大多数是不一样的。
家人希望她融入男性。黄桑努力去做了，把成为男性的要求一条条列出来，照着去做，还刻意约几位男生出来，维持在男生群体中也 “吃得开”的假象。一次，她到男生家玩，却被按倒在床上脱下了衣服，她下意识地用手护住身体，他们就露出略猥琐的神情嘲笑她像女生。甚至她还约过几次炮，但险些被一个男生强行后入，直到那个男生在她身上打完飞机才罢休。
“我没办法向他们那样，对一位女性指指点点、开黄腔，爆粗口。”从那之后，男性这个群体，在她的人生里，彻底绝交了。
从未“跨性别”，一直是女性和拉拉
黄桑经历了漫长的性别认同和取向确定过程。
她出生的广东潮汕地区，男女不平等非常严重。在男权社会里，他们对女性是贬低的——男性是高大伟岸的形象，女性则是负面的。当地人把阴柔的男性，称作“娘炮”，把所有的劣势都说成是女性的，把所有的贬义都归为女性。他们把女孩称为“走子”，对他们来讲是将来要走的，不会重视。
女性的教育也受限。很多女性觉得不需要读太多书，读几年就去结婚。在上一代人那里，女性还是不能上桌的。当时国家有计划生育，但很多家庭会一直生，直到生了男孩。分遗产是男性后代的事，与女性无关。甚至在公开场合，男性得意地讨论侵犯女性时她们不敢反抗的姿态，完全把女性“物化”。
黄桑从小就感觉自己是女生，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她觉得女性是羞耻的，一直不敢说出来。2015年，她去上了大学的性/别公选课，才开始认真思考性/别的问题，一开始，她认为是“中性的女性”，后来又改成酷儿。
高中时，黄桑很喜欢拉拉的小说和电影，她也写小说，主角都是女性，也都是拉拉。她身边也有双性恋的朋友跟女生谈恋爱，她觉得他们很酷。“我就觉得那是自己，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我和他们是同一类人。”
她和异性恋女生谈过恋爱，都没能发展好，“和她们交往的时候会很不舒服”。也尝试和男生约，但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她陷入了茫然，以为是性倾向的问题。
直到15年年底，她在Facebook 上看到了56种性别的介绍，才发现“跨性别”这个词。
她惊讶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可以认同自己为女性，第一次感受到被准确描述性别状态的感受。”
再加上很多女权主义朋友都对女性身份以及女性主义气质非常骄傲，而且很坚定。Ta们的力量使黄桑迅速接纳女性身份，并且勇敢地说了出来。也正是在这时，她明白自己一直是拉拉的感受。
一切终于确定下来，她在自己的手上纹上了曼殊沙华，用这株传说中接引亡灵的花，庆祝重新找回自己。
她认为不仅灵魂不该有性别，身体本身也没有性别，只是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被社会强行定义了。
如今，很多关于黄桑的资料卡上，仍然显示是“跨性别女性、拉拉”。而实际上，她非常抗拒“跨性别”的标签，对她而言，并不存在性别认同跨越，她对自己的感知一直都是女性，她漫长的探索只是去发现自己。并且，“跨性别”三个字给跨儿群体直接抹上了异类的色彩，这让他们的生存更为困难，获取认同的希望更加渺茫。
投身跨性别群体公益活动
2016年5月，黄桑与同伴在广州成立跨性别中心，宗旨是反暴力，反歧视，使跨性别人士和所有人一样平等共享所有应有权利及应享社会资源。
创始人就三个。加上黄桑，还有她当时唯一认识的一位酷儿和跨性别研究人士。他们一起坐下来讨论，定了组织的名字、logo、方向，拿了个方案出来，还拟定了志愿者招募计划，通过自己的微信平台，推了出去。
一夜之间，大家知道广州有了一个跨性别中心。
自2015年6月加入顺性别女性反家暴工作、开启参与性/别公益的人生历程之后，这一年的黄桑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公益之路，开始作为中国LGBT平权运动中特殊的一份子活动。
这时的跨性别工作，并不容易。大多数跨性别社群，对NGO这种形式还不太了解。他们招募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了之后，要进一步培训，才能担任一定的工作。而在服务中，一些组织并不愿意看到跨性别中心的存在。做反家暴工作时，黄桑他们收到自杀求助，就花了很多功夫去处理这件事，结果被耍了。这给黄桑造成很大阴影，从那之后，她再没有接手过反家暴服务。
2017年，为了把中心做得更好，黄桑两次赴美各国LGBT和反家暴公益经验。同年10月，跨性别中心参与发起跨性别家暴状况调查。11月，黄桑受邀在联合国妇女署介绍跨性别家暴状况。同月受邀在《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发布会上参与圆桌讨论。12月代表出席在柬埔寨举行的ILGA亚洲大会并作为论坛嘉宾发言。
她还进入校园开性别课程，反响不错。尤其在中学，很多小女孩是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吐槽班上的男生。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基本都是女生多，男生少，女生反响更激烈，更容易接受。
2018年7月，借着伴侣北上的机缘，黄桑把跨儿中心由广州迁至北京。北京的资源和合作机会是广州无法相比的，这着实让他们受益良多。很多广州办不了的活动，在北京办成功了。今年他们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合作，开展了国内跨性别群体激素干预调查，近期把数据整理了出来，后续再完善下，年底估计就能发布了。
因为种种因素，国内跨儿群体难以通过正规途径获取激素药物，其中一种叫色谱龙，作用于抑制雄激素分泌，国内根本开不出来。而非正规途径获取的激素药物价格过分高昂、质量参差不齐，且用药过程中普遍缺乏医生指导，容易导致副作用。黄桑发起红乳糖项目，希望可以改善状况。
未来，她希望能够注册NGO。她对机构的定位一直是一个支持中心。“跨性别，之前也不成形为运动，现在渐渐有运动的模样了，但是缺乏理论指导，我们机构愿意承担起来。”她们支持跨性别中心和小组发展，做的很多事是国内首例。
黄桑以前觉得如果人生太过漫长，一直这么无聊，死了也挺好的。但现在不会，“我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不好，别人有什么问题，就去惩罚自己。要死也是对方死。”拥有伴侣之后，她也看到了更多美好。
她对LGBT运动的态度是乐观的，原因是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主流社会的人会来关注。也看好女权主义的发展，觉得现在女权是一个很公众的话语，不只停留在一个小圈子里。很多人会谈论女权，他们的思想里有女权的思想，只不会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从IT男到女性跨儿公益负责人，再到未来，她希望转型为一个表达者。青年黄桑，一直在路上。
“我将不停死去和重生。”恰如她的微博简介所言。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