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显示，那时生产分布区域广，各种器物种类繁多

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显示，那时生产分布区域广，各种器物种类繁多

前面两期老龙和大家说起了商代的青铜器，说到了青铜器的历史地位和技术工艺，本期图文还将会和大家说一说商代青铜器的分布区域、种类范围。目前已知的在东起山东，西至陕西、甘肃，南自湖南、江西，北到辽宁，都出土过商代的青铜器。估计历年出土的仅礼器一项就有几千件，加上车马器、工具就有上万件。由此可以看出在商代，青铜器的生产的区域范围很广，生产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聪明智慧和科技水平。

上述的这些青铜器物，有中央王朝生产的，也有各地诸侯、方国生产的。按照当时的制度，大型重器只能由中央王朝生产。如司母戊大方鼎和1976年在殷墟五号墓(又叫妇好墓)出土、腹内壁有“司母辛”三字的两个大方鼎，一个通高85.5厘米、117.5公斤；另一个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1974年在郑州杜岭街出土的两个大方鼎，一个通高100厘米，重82.25公斤；一个通高78厘米，重64.25公斤，都只能由中央王朝生产。地方诸侯、方国生产的比较小。如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中，已出土的150多件青铜器，没有发现大型重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也没有大型重器。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的区划，在礼器方面，哪些事情的中央王朝做的，哪些事情是地方住后方国可以做的，区分很明确，各自安守，不越雷池。

商代的青铜器生产的种类也是很多的，通过出土文物可降其分为生产工具器、武器、礼器、生活用器、乐器、车马器等等。具体可以进行以下细分：

1.生产工具。有农业用的锄铲、镘(jue决),数量很少，其中有的是作为随葬的明器(又作冥器，专门用作随葬的),也有是实用的。手工业生产工具有斧、锛、斤、凿、钻、刀、削、锯、锥等。

4.乐器。有铙、鼓。

5.车马器。装饰在车和驾车马头上的各种青铜器。

在上述的各式各样的青铜器中，有许多都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都是属于稀世之宝。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尊(盛酒器),这是一件方形尊，四角各铸一只半伸头的羊，造型生动逼真，别具匠心，堪称绝品。又如牛头纹方鼎、鹿头纹方鼎、象尊、鹗卣、鸟兽觥等等，都是稀世之宝在许多青铜器上都饰以瑰丽多彩的花纹，常见的有饕餮纹、夔龙纹、蟠龙纹、云雷纹和蝉形纹等。这些器物上有这么多的纹饰，不仅仅反映的古人们的智慧和技术，更能反映的是先民们的诗意般的文化韵味。

商代的青铜器上有铭文的不多，一般的只有一二个字，而且多是氏族徽号(族徽)或先祖、先妣的庙号。目前发现商王朝末期青铜器上铭文字数增多，不过最长的也只有40多个字，字虽少，但能说明重要的历史问题。如小臣艅犀尊铭文中，就记有商末征人方的事。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商人惜字如金的青铜器铭文，确实是可查可验可证的重要的历史史料实据。

在已经出土的商代的青铜器中，还发现有重要的兵器“铁刃铜钺”,这就是说青铜钺的刃是用铁锻打嵌铸的。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中出土一件，1977年在北京市平谷县商代中期墓葬中又发现一件。经鉴定，认为钺刃部的铁是用陨铁(陨星的一种，俗称天然铁)锻成的，证明商代已知道使用铁。也说明我国由青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到了铁器时代，华夏的科技文明才又是到了一个很高的台阶。

我们大家都知道，黄金是一种贵重金属，1935年对殷墟进行了第十一次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岗的商代皇陵区，发掘号为1001和1004号墓中，都发现了金叶和金装饰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2年开始，先后在郑州商城、安阳大司空村和山西德林遮峪、河北藁城台西的商代遗址中都发现有黄金制品。这就很有力地说明，商代的先民们不但认识黄金的贵重，而且将它作为加工成为装饰品，这不能不让人对他们肃然起敬，叹服古人们如此高的认知能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77年8月，在北京市昌平县刘家河村商代中期墓葬中，发现了一批的金器，其中有五件金器，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当中有有一对很大的金臂钏、一只金耳环、一根金笄、一块金箔残片。经鉴定，含金量为85%,其余含有较多的银和微量的铜。经研究认为，这些金器全部都是通过熔炼后加工制作的，这也明确表明，在商代中期人们就已掌握了冶炼黄金的技术。这项器物和技术的发现正是可以有力地证明我国古代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金属及技术制品的认知和冶炼、加工技术工艺的文明和先进。也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了机器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