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自信是同时被抬进医院的，而他和我的结局却截然不同。
当我被抬进市第一医院的门诊大厅的时候，耳边就传来了一阵响彻大厅的尖叫声，宛如一只即将被按倒宰杀的猪一样，撕心裂肺一般。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宁愿相信那一声声的哀嚎是从电视中传入到我的耳朵里的。
然而，一个多小时前的那一场事故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盘旋着，让我不得不相信耳边传来的一声声的吼叫是从我的同伴刘自信嘴里发出来的。
时至今日，那场事故虽然已经过去了四五年了，但是，那台高速旋转的风机和医院大厅里那一声声刺耳的哀嚎声，到现在还残存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
我和同伴刘自信就职于一家名叫恒远集团的国企化工厂，其实，我们真正的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只不过我们这家私人企业承包了恒源集团化工厂里的动设备维保工程，按照合同规定，我们是乙方，恒源集团是甲方。
所以，实际上，像我们这样的工人是受制于两家单位的管制，一个是自己的公司，一个是甲方。说到底，我们是受雇于甲方，给甲方提供服务的，从甲方的口袋里挣钱。所以，不管是我们个人也好，还是公司也罢，都是要唯甲方马首是瞻。
众所周知，像恒远集团这样大规模的化工厂，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停产停工的，因为一旦停产，动辄就会损失几百上千万 。通常，像这样的单位都是要求二十四小时有人在岗值守，即使是除夕春节也不例外。
就在2016年春节刚过的第三天，我和同伴刘自信仍然奋战在装置厂区的第一线，为了比别人多拿到一千块钱，我们通常会在春节选择留下来值班。
大年初三这一天的下午刚上班，当大多数的人还沉浸在春节这个让人兴奋喜悦的节日当中时，我和刘自信却在组长的指示下，出去要干一个小活。
虽然恒远集团在外号称央企，分公司更是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它毕竟刚刚在Y市投产不久，很多的经验还需要不断的摸索和积累。
与其他央企或国企的工厂一样，这里干活，不论打小，都必须要开具作业票，因为，在这里从事的任何一项工作都属于高危作业。
那天下午，我和刘自信拿着作业票就到了工艺的操作间，等待工艺班长给我们签票。不巧的是，那天外操的班长和其他几个操作工都出去了，房间里只留下一个女孩在那里填写记录资料。
可能是由于春节的节日气氛挠得我们心里直痒痒，再加上干活心切，所以，我们将手里的作业票随手递给了那个女孩。那个女孩看了一下作业票，随即又抬起头看了看我们。也许是从我们渴望的眼神中看到了什么，于是，她便又将头埋了下去，盯着作业票看了几秒钟，顺手就签上了班长的名字。
有了班长的授权之后，我们便理直气壮地找到了电气部门，让他们断掉我们即将要检修的那一台空冷风机的电。
电气公司也和我们一样，属于第三方维保机构，对于甲方的指令当然也是唯命是从，所以，当我们带着作业票要求他们断电时，他们很快给我们办了断电票。他们开好断电票后，便撕下其中的一联交给我们（一般为一式三联，设备检修完成后，需要带着这张票才能送电）。
过了一会儿，我们便联系电气的人员，确认他们断完电之后，我和刘自信便上了空冷器风机平台，准备干活。
其实，我们所干的活并不复杂，只需要上到风机里面，将几颗松动的螺丝紧固一下就可以了。
当我们刚拆下风机下部的护罩后，刘自信便凭借着麻利的动作，身手敏捷地爬上了高约一米八的风机，进到了风机里面。虽说这是一个简单的小活，但是，在风机里面干活，属于受限空间，干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而且需要紧固螺丝的风机还有好几台。
刘自信上去之后，我看着固定着一头，挂在半空的风机护罩，内心也有些急切，想着两个人干起来，可能会更快一点。于是也爬了上去，进到了风机里面，和他一起干起了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我们一连干了三台风机，爬上第四台风机干活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那一次，我和刘自信正在紧固螺丝，突然，随着“滋”的一声，风机突然就转了起来。由于我就在风机口附近，风机转动起来，带起一股巨大的风，我紧张得要命，脚下一滑，瞬间就从风机上跌落了下来。
在我跌下来的那一刻，风机立刻高速地转动起来，发出“呼呼”的巨大声响，同时夹杂着一声刺耳的尖叫声，刘自信没能逃脱厄运，被飞速旋转起来的风机狠狠地击打着。
此时，刚刚按了启动按钮的班长看到了从风机上莫名其妙地跌下来一个人，而且风机的“呼呼”声中还夹杂着厉声尖叫的声音，他顿时慌得手脚哆嗦起来。
但是，几秒钟短暂的慌乱过后，他就马上明白过来了，风机里面有人在干活，他马上用自己还在哆嗦的手按下了停止按钮。但是，由于惯性的缘故，风机没有马上停下来，而是继续低速旋转了几十秒钟之后才慢慢地停了下来。时间虽短，但是对于刘自信来说，或许是漫长得惊魂未定。
此时的班长已经顾不得自己闯下的大祸，按下停止按钮后，马上又拨打了厂里的急救电话，等待救援队前来救援。
大约过了几分钟，厂里的救护车便赶到了现场，将我和刘自信抬上了救护车。后来，在救护车闪着的报警灯的护送下，将我们带到了医院，随后，便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我的伤情并不严重，只是在医院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就回到了宿舍休息了；而刘自信则没有这样幸运了，他的右腿粉碎性骨折，全身还有几处骨折，光在医院就待了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之后，刘自信终于出院了，但是右脚跟看起来还是有些异样，走起路来还不是很利索，听别人讲，这就是那场事故留下来的后遗症。
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恒远化工厂在事故发生之后，将这次事故的大部分责任推到了我们所在的这家承包公司头上，而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作业票填写不完整，不规范。
厂里推卸了责任后，刘自信自然没办法去厂里闹，只好跟我们所在的公司领导谈。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平时看起来自信、乐观，还颇有几分痞子气的刘自信家里条件却不是很好，而且跟我们公司领导谈事的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舅舅。
刘自信带着他舅舅经过三番五次的交涉之后，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公司除了承担刘自信在医院的所有花费后，另外赔付两年的工资。按照我们当时的工资算的话，最多有就是十万块左右。
恒远化工厂虽然对外声称在这次事故中，自己不负主要责任，但是后来，我们私下里还是听说，厂里负责生产的一把手在第一时间得知事故后，就对当班的那个班长破口大骂，后来直接将他降为了一般操作工。
而对于那位代班长签字的女孩只是象征性地罚了一千块钱了事，后来，我们又听说那个女孩背后有很硬的关系，这才从轻处罚了。
刘自信得到赔付之后，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有和他一个村的同事说他不久之后还会再来上班，但是，我们一直等了好几个月，还是没有见到他的人影，最后确定，他不会再来上班了。
后来，我在恒远化工厂继续干了几个月之后，又跳槽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做技术员，虽然现在坐办公室，不在装置一线从事体力活，但是，那次事故带给我的阴影却一直滞留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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