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经济学家罗斯高的文章“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用详实的数据论证农村孩子不上高中会让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发诸多社会矛盾，这激起了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养育问题大讨论。这个讨论有非常好的开始，难得在公共政策层面有这么详实的数据和论证链说明农村孩子高中和早期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但在解释问题和解决方案层面则讨论就分歧了很多。罗斯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妈妈回农村照顾孩子”，在后续的讨论中，有两个讨论已经进一步深化了：一是农民工家庭（包括妈妈）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是因为没有选择。孩子在城市留不下去，父母回不了凋敝的农村 。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讨论是 “让妈妈回村，还是放孩子进城？”，刘远举认为妈妈返乡面临的成本其实比放孩子进城更高，“让留守儿童可以跟随父母居住，顺利进入从托班、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就学，并进一步实现农民工向城市的永久性举家迁移”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我想进一步深化这个讨论：留守儿童之困是打工家庭之困，教育问题之前还横着照顾问题。
罗斯高提出的问题看起来是留守儿童的营养和教育问题，但实质上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民工家庭”纠缠在一起的问题。回到留守儿童为什么存在？ 农民工进城已经超过30年，现在20-30岁出头的打工父母早已不是上一辈80、90年代的打工者，他们跟你我一样可能对城市生活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 这样的父母为什么把孩子放在老家农村，而不是跟自己在一起、亲手养育孩子？这个问题的起点和症结都在城市，而不是贫困山区的农村。
打工家庭在城市养育孩子面临三座大山：第一座是正式教育资源不可及。虽然教育改革已经说了多年，但是绝大多数打工家庭的孩子在北京广州这样的城市依旧只能读质量差、收费高、中高考无望的民办学校。笔者所在的公益机构在广州的城中村开展深入的社区服务，接触了大量的农民工家庭。每一年到了6月7月，都有一些流动儿童跟我们道别，要离开他们生活已久（甚至出生）的城市，“回去”他们并不怎么熟悉的老家，因为她他们要读书，专为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开办的民办学校质量太差、费用太高、中高考门槛太高。这些转折点通常发生在小学四五年级，因为再不回去就上不了老家的公办初中了。
与媒体渲染的图像相悖，很多学龄留守儿童并不是父母狠心才放在农村的，而是被从城市逼走的。留守儿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城市基础教育资源不为流动儿童开放。这个例子也同时说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身份是互为流转的。
第二座大山是打工家庭在城市的照顾资源非常匮乏。罗斯高的讨论集中在0-3岁的儿童，认为投资0-3岁儿童教育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正收益，大家的关注重点也都是教育。 但是对于打工家庭来说，学龄前儿童最棘手、最急迫、最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照顾，有余力才能进一步谈教育。 笔者在写中国的家庭政策论文时，曾经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数据：2010年全国的2340万留守儿童在5岁以下，比2005年多了760万（数据来源是全国妇联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也就是说在全国留守儿童总数下降的情况下，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比例大幅上升。5岁还没有到义务教育的年龄，因此义务教育不是主要原因，我认为流动家庭在城市的照顾资源匮乏才是。
我国的公共托幼服务在90年代之后就彻底解体了。2000年以后，给3-7岁儿童提供教育的私立幼儿园大量兴起，幼儿园主要提供教育、但是事实上部分解决了3岁以上儿童的照顾问题。越来越多的打工家庭也开始将3岁以上的孩子送入幼儿园，但城中村的幼儿园远比农村要贵。且幼儿园的放学时间远比绝大多数打工者的下班时间要早得多，城市家庭的解决方案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孩子上下学，绝大多数打工家庭没有这个选项。除非父母有一方不做全职工作（或者摆摊开店），否则在城市上幼儿园父母是无法兼顾的。而农村有了幼儿园就好了很多，便宜、有教育、有爷爷奶奶接送。这也是我认为0-5岁阶段留守儿童反而大量增加的一个原因——父母把（3岁以上的）孩子留在农村、反而他们认为能兼顾照顾和教育的选项。
0-3岁阶段的儿童呢？同样的逻辑，家庭首先面临的是照顾、其次才是教育。而这个阶段基本没有任何公共服务、也没有市场服务，因此照顾完全是由家庭提供的：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城市家庭也为此疲于应付，但好歹爷爷奶奶能住家帮忙照顾、父母则提供更多教育功能，而打工家庭没有这么多资源。
第三座大山是大白话：在城市养孩子太贵了养不起。这一点跟以上两点密切相关，因为在城市的民办小学和初中都是自费的，家庭要承担的学费高昂。曾经有一个家长给我算过一笔账，如果他的孩子能交赞助费（3-5万）上一个普通公办小学他怎么都愿意上，因为这花费要比交钱上民办小学低得多。幼儿园也是自费的，对于家庭来说都是承重负担。 而在学龄前，0-3岁的孩子也同样是完全由家庭照顾，如果妈妈辞职，养孩子的成本则是：孩子的花销+妈妈辞职失去的收入。这些花费哪一个不是“不能承受之重”？
这三座大山横在每一个打工家庭面前，时时刻刻影响着打工家庭的选择——如果没有选择也叫选择的话。罗斯高讨论的主要是0-3岁的儿童教育，在这个阶段，横在打工家庭面临的首先和首要的是照顾问题，其次才是教育。
罗斯高提供的数据之中，有一点值得注意：不是只有山区的孩子才智力低下，浦东的农民工、北京的农民工、郑州、西安的农民工的孩子面临同样的问题，都是低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的比例高达40%-50%。这个数据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 并不是农民工父母把孩子带在身边问题就自动全部解决了，流动儿童跟留守儿童一样，输在了起跑线上。流动儿童问题出在哪里？ 一是父母疲于奔命、工作时间非常长，能够用于孩子养育的时间很有限，照顾优先于教育；二是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有限，住在一起不代表能开展有效的教育。这跟留守儿童的问题几乎是同样问题，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同样处境的父母。
至此，我谈了两个问题：1.将孩子放回老家，是打工父母非常无奈的选择，是他们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尽力兼顾照顾和教育的结。2.流动儿童在父母身边但问题并没有自动解决，因为他们的照顾和教育资源同样匮乏。在此基础上讨论公共政策，就不会陷入一些“何不食肉糜”的争论。
解决留守（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首先要正视打工家庭的困境：他们面临是照顾和教育的双重问题，只谈教育、不管照顾是行不通的。只谈责任、不谈资源和能力是行不通的。把所有责任都往压力最大的妈妈身上压，是严重不公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打工家庭、尤其是打工妈妈和爷爷奶奶辈，几乎承担所有的照顾和教育责任，但她们的资源和能力非常匮乏。
如果政策干预方向如果是“让妈妈承担更多责任”，会是极大的懒政和不负责任。 中国的妈妈本来就承担的是双重责任，既要赚钱养家、又要照顾孩子和家人。打工家庭所有的照顾资源就是身在农村的爷爷奶奶、及需要既赚钱又照顾家人的妈妈。如果公共政策的干预方向是，让爷爷奶奶这个选项划去让妈妈回乡照顾孩子，对于性别平等、女性劳动参与都是极大的倒退。同时，打工家庭的收入会大幅减少，社会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更合理有效的政策干预方向是在城中村和农村地区增加社区照顾/社区教育资源（accessible formal childcare）、提供亲子（包括父亲包括父亲包括父亲）教育活动课程。笔者参与的机构在广州城中村开展的工作侧面上呼应了这个方案。我们开展了近一年半的流动儿童（暑假留守儿童也会来城市）教育及亲子教育工作，比如四点半课堂（学校4点钟下课，但是家长6点以后才回来），提供课业辅导及小组教育活动 ；比如周末兴趣课堂（手工、摄影、趣味英语等）；比如暑假的“蒲公英合唱团”、夏令营、及“小记者摄影营”等活动，都是免费提供。还会开设各种类型的亲子活动、给父母的教育课堂，让父母也学习怎么跟孩子沟通。
这些工作如果归纳起来实质上发挥了两个层面的作用：一是为流动儿童部分提供了照顾（四点半后、周末、暑期）服务，这都是没有照顾资源的家庭刚需，否则很多家庭直接把孩子锁在家里（城中村不安全、没有亲友互助网络）。二是为儿童及其父母提供了在社区内提供补充教育。当家庭和学校教育质量不佳时，社区提供了一个让孩子有机会参与多样的社会活动、交朋友、提高自信心、度过一个有愉快回忆童年的可能。孩子的积极变化和家长的良性反馈都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工作策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很遗憾，我们目前在0-3岁的孩子照顾和教育层面是乏力的。
0-3岁的社区照顾和亲子早教在现实层面挑战不小：社区照顾需要的资源多，回报率低，风险高，市场不愿意进入。亲子早教的成本高，打工家庭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市场在此也是失灵的。这个空档只有公共政策层面的投入（和公益资源）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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