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个人的观点看，新教育最大的成就,是点燃了许多普普通通老师的理想与激情，让他们知道教育原来可以如此美丽，教师原来可以如此生活。
——朱永新
新教育精神
很多时候，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问:是什么鼓舞着新教育实验这样一个民间组织，为了他们所提倡、所信奉、所追求的幸福的教育生活不顾一切地“擦星星”?是什么支撑着新教育人，仰望星空，向着山的那边踽踽而行?
我只能用平日挂在嘴边的语言回答说，是一种精神在引领着我们。
于是，别人会问:是一种什么精神?
我皱皱眉，说:是一种血一样流淌于新教育共同体的理想主义精神。
别人没有再问。我知道，理想，精神，这些同义反复的语言，其实并没有消解问者心头的谜团。
我陡然发现，语言是无力的，语言只是一种方便，我没有办法借助这种方便一语道破新教育的真实。然而，我不能无语，我不能舍弃这种方便，因为真实的答案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开显，新教育也必须借助语言的可闻、可感、可触，而抵达别人的内心。
于是，我开始硬着头皮，在修辞的泥沼中，任由逻辑的纠缠，盘点属于我所理解的新教育精神。
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
新教育实验是一个理想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人是一群为了理想而活着的纯粹的人，是为了帮助人类不断地走向崇高从而也让自己不断走向崇高的人。他们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一群擦星星的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奉献给这个世界。所以，他们执着，他们坚韧，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打击，他们仍然会坚定地往前走，从不在乎个体的力量有多渺小。他们相信，再渺小的一份付出，也会悄悄影响世界，增益理想的善。
我曾编写过一本小书，里面选了章太炎先生的一篇文章《“我”有多大》。章太炎先生特立独行，有人称他为疯子，他不但不生气，而且很开心。他认为，大凡有创造性的人，往往有点“神经病”；否则，遇到艰难困苦，断不能百折不回。为了这个缘故，他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意各位同志都有一两分“神经病”。
醉心于新教育，也有人称我为疯子，说我们新教育实验是一群傻子跟着一个疯子。我像章太炎先生一样乐于承认自己有“神经病”，我也希望新教育人乐于承认自己是个傻子。我觉得，只有执着的人，坚守的人，理想主义的人，才能成为这样的“神经病”，这样的疯子，这样的傻子。
没有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是不能将新教育坚持到底的。所以，新教育最后必然是大浪淘沙，几百所学校也许最后留下的只有几十所、几所。没有关系，我说，只要有一个人在坚守着新教育，新教育就能成功，因为执着是一颗神奇的种子，坚守是一株顽强的野百合，理想主义是一片丰沛的土壤，当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拼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妙不可言的教育的春天。
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电子邮件。他说，当下中国有三种人:官人、学人、农人。他说，新教育如果只有官人和学人，永远不能成功，新教育需要农人，需要把两条腿深深扎到泥巴里的人，需要每天深人课堂与孩子们进行心与心交流的人。
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个有名的特级教师，前一段时间，我跟他说，我希望他能少出去讲学，甚至少写一点文章，能够沉下心来。他问为什么?我说，只有真正走进课堂，认识课堂，认识孩子，才能认识自己。一个真正有所成就的大教育家，必定是一位能深深地、认真地、努力地、时刻地认识课堂、认识学生的教育工作者。
你看，历史的星空下，那些熠熠生辉的伟大教育家，几乎都是行动家。我读过梁漱溟先生的一篇传记，叫《孤寂与落寞》，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读后感。我说，我根本不是学问家，我是行动家。在教育史上能够留名的教育家，大部分都是行动家，或者说，他们都是学问家加行动家。
所以，我一直欣慰于新教育人与生俱来的田野意识。我们的团队喜欢深入现场，热爱田野作业的工作方式。我们要小心翼翼地珍藏，大张旗鼓地发扬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关起门来写文章，高谈阔论做研究，最后是做不出多大名堂的。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很多印度的知名教授不满足于出来搞讲座，坐飞机，满天讲学，而是实实在在地走进“田野”。这篇文章提到了甘地，说当年的甘地或许就是一副苦力的样子，为了心中的理想，布衣赤脚地奔波于“田间山野”。
这是我们新教育人需要学习的。新教育一定要走进课堂，我们评论文也好，搞活动也好，一定要强调真正来自“田野”的东西。我们提倡师生共写随笔，其初衷不是去培养作家，而是培养认真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你只有做得精彩，才能写得精彩。
我期待每个新教育的参与者都沉下心来，在现场，在课堂，在孩子的悲欢中，倾听自己的内心，思考每天的教育生活，培养自己的田野意识。
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
今天，共同体的概念已经是新教育实验非常显著的标志。如果说执着代表我们的理想，田野代表我们的行动，合作就代表新教育的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态度。
新教育共同体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老师”成为新教育人在任何场合下共同的称呼。只有平等了，我们才不会盛气凌人，我们才不会俯视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才能平等地交流，真诚地“吵架”。我们是一个只问真理的团队，不屈从于任何一种庸俗的关系。
新教育实验是求真的事业，平等是求真的前提。我经常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人做事业的时代。任何一个人，你再能干，也是走不远的。我们要将共同体的概念融化为团队意识，牢记心头。须知，我们这个团队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愿景走到一起的，虽然我们生活在天涯海角，甚至素昧平生，然而，仰赖于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在另一重意义上，又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
这就是我们的团队，有组织结构，但没有行政压力；有激烈辩论，但没有党同伐异；有坚持已见，但没有挖墙拆台。只有在这样平等的、求真的、合作的团队里，我们才能够成长。
我始终希望，新教育的历史上留下的是新教育群体的足迹。如果未来的历史仅仅记住了朱永新一个人，那我就是一个堂吉诃德，一个孤独的舞者，一个刹那间从天际消逝的流星，虽然不乏诗意的美，但就我们的事业而言，则是失败的。
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
“我们也可以改变世界。
这句话，我过去经常讲。未来，我还会继续讲。
不要小觑我们之于世界的意义。很多情况下，改变世界的都是我们这样极其普通的人。我曾向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如何改变世界》，主人公不是普通的教师就是普通的律师，或者普通的医生。在美国，这群普通的男人和女人，有的发展了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护理模式，改变了政府的卫生医疗政策，有的帮助发展中国家数以万计的边远农村的居民用上了电，保护了无数大草原。
他们都是普通工作者，他们关注的就是那些最普通的人。他们的精神叫作公益精神，他们的情怀叫作公益情怀。
新教育从一开始就具有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们不仅要保值，还要增值。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大爱让世界亮起来》，盛赞台湾“慈济”的公益情怀。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组织，他们的宣言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理想是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予乐拔苦，缔造清新洁净的慈济世界；我们的方法是以理事圆融之智慧，力邀天下善事，同耕一方福田，同造爱的社会。它是一个宗教组织，与我们不同，但我觉得它的这种公益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需要走向边远的乡村，那是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只有那里发生了好的变化，才能说中国的教育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总之，我期待，所有现在的或未来的新教育人，能以执着的理想、合作的态度，扎根于田野，做一番公益的事业，成就我们的人生，成就我们的教育，成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新教育精神的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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