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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竟已到了五月的末尾，这个对我自己和对世界来说都很糟糕的2020年已经过了快一半。几天前看到一个公众号发了木心的诗《杰克逊高地》，大概只是由于开头是“五月将尽”，所以草草拿来应个景。而我却是藉由这个契机才记住，“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先生最触动我的诗句之一，原来对应的是这个题目。于是抬头看着面前的墙上自己不知在三月的哪一天贴上的这句话——带着一种获得救赎的渴望——不禁心想，在五月末再次读到这几行已经凝视过十多遍的文字，是否是一种温柔的暗示。
我清楚自己想要“原谅”什么。但在长达几个月的试图以超脱心态抚平分手的创伤未果后，终于发现，也许强迫自己立刻放下实在过于残忍。在对心理医生的叙述中，我反复提及遭受对方和对方家人不公正指责后的极度委屈。这种委屈叠加起来，便逐渐演化出了恨意：我发觉自己丝毫不希望他为之结束与我的关系的那个理想能够实现。我更希望在明年春天（或者以后的某个人生阶段），他也能尝到与我此时的痛苦相似的滋味。起初，我被这种仿佛不受控制的恨意吓到了，难以接受自己对那个此生最热烈、最深情爱过的人有如此恶念。我曾以为，也希望，自己对他有良好的祝愿，哪怕被伤害至深。这种恨意或愤怒在前期就已经浮现，想找他当面宣泄却拼命隐忍——与所有想要向他表达的思念和痛苦一起隐忍——因为怕连朋友都做不成，更怕为他提出的分手理由之一——我的情绪脆弱——提供“证据”。我想“原谅”他的过错，“原谅”他的冷漠和不公正的指责。
可是，为什么约束自己不能愤怒，不能对他产生恨意呢？为了维护我们之间已经改变了性质的关系，在他眼中保持一个有能力控制情绪、“理性”、不“歇斯底里”的形象，还是出于对佛法的粗浅体认，以为早一点在此事上悟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因此以善念待他，以随缘心态处之，才是唯一正道？但这两者却实实在在地撕裂着我的神经。尤其后者，一个太渺远的理想状态，求之不得，何尝不是另一种“我执”。
而最近一周以来(1)，我终于开始正视心中的恨意。我恨他许多事：从提出与我展望和规划共同的未来到质疑我们的情感基础只有短短四个月；在我试图沟通时，起初似乎完全理解，很快却又转向，把我的沟通意图阐释为我视爱情为合约性质（“contractuel”）而非自然而然的关系；在我几次谈起的阶级、性别、种族与亲密关系的问题上，最终没能展现他始终认为自己拥有的共情能力；以及他在最终下定决心前的一个月里给我带来的高度精神压力，以及我今年上半年里长时间的抑郁与阶段性的生活停滞。
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一场长达数月的自我折磨，该结束了。但在正视并坦然接受自己对他的愤怒之前，失去的痛苦、对自己脆弱的自责以及对未来灭顶的悲观几近把我碾碎。月初，和许久未联系的好友聊天，被她提醒“你最爱的人永远应该是自己”后，我前所未有地开始思考起“爱自己”这个原先可能被我戏谑地归为“鸡汤”的问题。于是第一次发现，我能列举出的“爱自己”的表现少得可怜。这让我感到惊诧和疑惑，甚至对那个被自己忽视、因为迁就周遭事物而面目模糊的ego感到怜悯。
慢慢地，我发现顺着“爱自己”这条进路，似乎真的可以找到出口。之前让我仿佛失魂落魄的事便突然变得可笑起来。最近再想到他时，竟有了“I don’t give a damn”的念头，甚至想用更粗鄙的语言向他宣泄愤怒。他有什么立场对我做出不公正的评判？凭什么允许自己用反复无常的态度待我，并且罔顾我坦诚沟通的意图，一味相信在一段好的亲密关系里，两人必须永远心有灵犀？愤怒与恨意并不优雅，但对于曾经拼命想压抑它们却屡屡陷入无解的我而言，承认它们的合理性，似乎是一种自我赋权。允许失控，恐怕才是夺回对自己情绪掌控权的第一步。
(1) 5月31日注：写这一段时是5月20日。
[5月26日：周末去见了一个朋友，被猝不及防地提醒自己在这个事件中的问题。于是好不容易才从之前长达数月的自责状态中出来，又再次陷了进去。好几天没有继续写，已经没有第一次出现”I don’t give a damn”念头时的那种如释重负感。]
[5月28日：白天还在绝望地想，也许这篇承诺给自己的疗愈文字永远也不会写完了。没想到晚上Mira主动问起我最近的状态，让我有机会说出周末的心理波动。聊了很久。感谢她提醒我保持愤怒。]
2
我们两个曾以为，在这个由多重不平等社会关系构建起来的世界里，我们自己的亲密关系至少是一个温柔的避风港。所以当我在关系结束前后清楚地意识到，结构性压迫终归是摧毁这段关系的根源时（他一定不这么认为），一种铺天盖地的无力感和幻灭感，裹挟着所有无孔不入的私密记忆留下的创伤，几乎将我吞没。随之而来的甚至还有近似于被革命同志背叛的痛苦，以及此后孑然一身面对这个凶猛世界的恐惧。
我并非是在说阶级、种族、性别的权力关系曾直接作用于我们的亲密关系本身。相反，彼此政治立场的相似性似乎巩固了情爱联结的基础，甚至让我（们）一度认为，即使我们在这三个维度上完全处于相反的两端——非西方世界的平民阶层女性，与西方精英阶层白人男性——也能尽力构筑一个不受其控制的二人世界。
然而，我低估了这三重相反的身份对我们各自的主体性、精神状态和与外界联结方式的形塑程度，也低估了这种形塑对我们亲密关系的影响。我作为三种意义上的“他者”生活在这里，自身的不稳定感、对方的一切家庭和社会关系于我而言都是隐性却实在的压力。
这种不稳定感不仅来自可见的将来，更来自一种向后无路可退的悬空状态。在随机波动的协同写作里，黄月写到从莱农和莉拉逃离那不勒斯街区的欲望中看到自己与故乡的关系。那不勒斯与她的乡土重叠的影子“是彼此拒绝、它拒绝我甚于我拒绝它的一次分离”。于我而言，这种分离的对象不仅仅是以街区或城市为单位的故乡，更是整个被不受约束的强权以不可知的期限控制的，我的“故国”。想来这种悬空感或许是很多来自régime autoritaire国家、身处西方社会的年轻人的共同体验。我很久之后才愿承认，在这种虚浮的、无根的、后退一步便是深渊的状态中，似乎很难不把当前的亲密关系当作救命稻草（尽管并非出于本心）——对方属于自由世界，与他保持亲密关系期间，我的双脚仿佛落在了坚实的土地上，至少不必担心被庞大而不可控的力量倾轧。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段关系的结束才几近抽离了我存在的基础。
一边是对构筑内部平等的理想亲密关系的信念，一边是在三重社会关系交叠作用下产生的我的脆弱性。我至今仍相信，二者并非天然不可调和。真正不可调和的，是被这些社会关系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形塑出的我们对于“脆弱性”的态度，以及对它们形塑效力本身的认知（如果他对此有认知的话）。面对我流露出的情绪上的脆弱，他自觉有许多照顾的必要，最后由于一些荒唐的导火索，他开始回溯性地衡量自己情感投入的成本，把脆弱性视为我身上内生的、无法改变的特质。
临近关系结束的某一天，在接连两次在他家感受到阶层差距悬殊带来的巨大冲击后，我毫无防备地向他坦白我的感受，试图让他明白，这种客观存在的差距让我感到压抑，这种压抑无比真实。他表示理解，但旋即反问，“这些差距并不影响我们相爱，不是吗？”我不否认，但也由此看到了他共情能力的边界——尽管作为一个精英左派，他的共情能力其实已经很强了。
他向我宣布决定的那天早上，我问他，理想当中的人是什么样的。他想了想，说，“像我一样的人吧”。我问他，像你一样的是什么人，读过ScPo的？他犹豫地说，不一定跟学校有关，比如在公共部门（“fonctions publiques”）、国际组织工作的人，或者自己创建start-up的人。Damn。我很想站起来朝他怒吼“你他大爷的知道自己生来有多少特权，才让这些工作在你看来天然就是可欲的吗？”，但我那已经支离破碎的自我无法积聚起任何表达冒犯话语的力量和胆量。
前些天，在跑步时听剩余价值“要不要和政见不合的人谈恋爱”那期节目时，听到张之琪说，亲密关系中的两方出身阶层极不平等，即便不会直接影响关系本身，弱势一方也还是会在情绪上感到受压制。一句随口的评论，不是由文学作品生发，亦非任何学术研究结论，但我在听到的那一刻，竟宛如得到了极温柔的抚慰。所有重担都被卸了下来，甚至有种劫后余生的错觉。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我早就如此理解这段关系结束的原因，现在经由我欣赏的另一名女性之口说出，就仿佛有了endorsement。说到底，是女性之间的感同身受。
（tbc：接受自身经验不能逃脱女性主义母题的事实、被边缘化的脆弱、亲密关系与婚姻的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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