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范皕诲
（一）《青年国学的需要》
提倡国学，就是提倡国民的爱国心。不必说到南洋，多少内地的学校，很有几个外国文的程度尽高，但是差不多把那些中国学生，造成了外国式的。他只看外国书，不能看中国书。他和外国的社会很接近，很亲切，和中国的社会很疏远，很隔膜。他从什么地方，发动他的爱国心呢？
所以要栽培学生的爱国心，当先使之立于国学旗帜之下，一是使之尊重国学，一是使之爱好国学。而且使他的尊重和爱好，并非因为爱国之故，才低首下去勉强去学的，必使他见得国学实在可尊重，实在可爱好，含丝毫为爱国而勉强的意思，便是学国学已受了侮辱，他的口头禅是完全不中用的。这样看来学校中的国学教习总要觉得国学一科乃是担当学生爱国心的重责，不容敷衍了事。而一般青年，其于国学和东方文化的前途，也当慨然自任，做“舍我其谁”之想，否则，爱国爱国的呼声，不过有口无心，要问你的国到底怎样的国，恐怕也不知所以答了！
说中国书难读的，其实国学门径，只有“你要”两字，孟夫子说：“求则得之”，耶稣说：“敲门的与你开”。
我国今日并不缺少知识方面博通今古，淹贯中西那些十分漂亮的时髦，却是缺少道德方面身体力行，刻苦自励，确实能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强汉和笨伯，国学造就人才的可能性没有比这个更大了。
（二）《国学非国故》
鄙意以为国故与国学不同。中等学校应知国学大概,无须研究国故。所谓国故者,即旧时之训话学、考据学、掌故学等等,大约清代汉学家,完全是国故学家。所谓国学者不然,研究古代学说渊源、思想系统,及其精神所表现,与吾侨今日人生之关系,是谓国学。所以国故是冷的,是陈死的;国学是热的,是生活的。现代有一般人,本是清代汉学家之后商,既误以国故当国学;反对者亦误以攻国故之故,连国学一概抹然,殊属非是。中等学校学生,宜知上文所谓国学之大概,不须再钻国故的牛角尖。
二、章太炎
（一）《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讲（节录）》
近代还有一人,这便是徽州休宁县人,姓戴名震,称为东原先生,他虽专讲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没有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了,特为提出。
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二）《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是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已所长,也不可摄人之善。弃已所长,摄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決決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三）《国学之统宗》
试问物理学之说,与诚意正心何关?故阳明辟之,不可谓之不是。然阳明所云“致良知以正物”,语虽可喜,然加一“良”字,且语句与原意颠倒。应说致知而后物格,不应说物格而后致知也。阳明之前,郑康成训“格”为“来”,谓“所知于善深,则来善物;所知于恶深,则来恶物”,颇合《论语》“我欲仁,斯仁至矣”之义,亦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相符,但文义亦与原文不合,虽能言之成理,胜于時庵,但均颠倒原文,不足以服人之心。其余汉、宋大儒讲格物者,不计其数,而皆讲之不通。明人乃有不读书之灶丁王心新,以为格物即物有本末,致知即知所先后。千载疑窦,一朝冰释,真天下快事。盖《大学》所讲,为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为正心、修身之本,此为知本,此为知之至也。上所云云,尤为根本之根本。心旨不曾读书,不知格字之义。《仓颈篇》:“格,量度也。”能量度即能格物,谓致知在于量度物之本末。此义最通,无怪人之尊之信之,称为“淮南格物论”也。刘蔵山谓王阳明远不如心旨,此语诚非无故。其后假道学先生李光地,亦知采取心斎,可见是非之心,人心有同然矣。阳明生时骂朱文公为“洪水猛兽”,阳明读书不多,未曾遍观宋人之说,故独骂朱子,实则伊川、象山均如此讲。朱子治学,亦未身能穷知事物之理,无可奈何,敷衍了事,而作此说。今之新学小生,误信朱子之言,乃谓道德而不能根据科学者,不是道德。夫所谓道德,将以反抗自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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