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播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近年来成为文学史与文体学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比如，有的学者从题壁诗、题画诗、留别与赠别诗，乃至酒令等传播方式和角度研究文学史的发展；有的学者从公文、契约等媒介研究文体的演变，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古代的传播条件有限，留下的材料不多，研究难度较大；现当代以来，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留下的材料汗牛充栋，但材料太多，如何切入，如何把握，同样非常不易。加之现代传播日益专业化，没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且不说对材料的收集与占有的全面性存在困难，对传播媒介的特征也不易把握，因之对于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论述起来，往往有些“隔”。研究文学传播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似易实难。另一方面，当下的文学传播与文学发展研究中，还存在文学与传播两橛的问题，或对于文学特质有所忽略，论述起来，通篇传播术语；或描述多而论述弱，把握不住传播媒介的特征。再则，研究现当代文学，尤其是文学与传播关系的研究，由于传媒的历史发展特征及其特定的时代政治特征，必须现实政治的敏感与历史纵深的把握并重，也非常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建国后十七年（以下简称“十七年”），是传播媒体伴随政治与制度革命的第一次划时代转型，但又具有一种过渡性的特征，十分复杂微妙。在这种背景下，《传媒视域中的文学——建国后十七年小说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传媒视域中的文学》），多有创获，多有填补学术界的空白，实属不可多得；这当然也与陈伟军教授深厚文学研究素养和长期的媒体工作经历分不开的。
很少有论家像陈伟军教授这样，对“十七年”传媒开掘得那么全面，对“十七年”传媒生态把握得那么精准。“十七年”传媒生态的突出特征，首先是其计划性。这种计划性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征。在经济方面，它决定其生产不以市场为主要取向，也就不以读者为主要取向，不用迎合读者。因此，其生产的动力，自然不取决于经济的需求，而是取决于政治的需要。而政治要控制意识形态，要制造读者，制造市场，这市场的大小与性质，基本取决于政治的性质。传导到文学上，则文学创作必须跟着政治的指挥棒转，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转得过来的，成为时代的骄子，转不过来的，只好主动封笔或者被动淘汰。但是，是否跟着政治转的作品就不好呢？这也要辩证地看。因为政治虽然与文学有相左之处，但也有契合之处。特定时期的政治，有其合理和优秀的品质，对于这种品质及其相应的社会现象的正确揭示与深刻描述，也可以产生优秀的作品。比如，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作品、“人民作家”老舍的戏剧作品等等，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这些优秀作品的存在，是“十七年”文学成为研究热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其复合性。没有一个时期能像“十七年”这样，期刊、报纸、广播、出版等各种媒体机构可以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政治正确的一致性）地参与到对文学的创作、阅读与批评中来，形成一种强大的统合力量。这一方面形成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许多“社会”认可的作品，可以天量发行，作家可以迅速窜红。作者这一方面的研究，备受学界好评，其关于“十七年”畅销小说的生产机制的论文，被《新华文摘》等多家刊物全文转载。但作者也辨证地论述了这种复合性的另一方面的影响，即形成一种畸形的繁荣，因为步调一致的统合性，势必影响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与文学批评的百家争鸣，许多不被“社会”认可的作家，只好主动或者被迫搁笔。突出的例子是沈从文，他也曾雄心万丈要写出新社会认可的作品来，可惜始终跟不上趟，只好蛰回到故纸堆中去。
再次是其片面性。由于传媒的计划性，导致文学作品供应与需求的片面性。作者只能根据有限和有条件的刊物的需要来进行写作，读者也只能据以此选择他们相对心仪的作品。但是，长期的相对性，就变成了一种绝对性。就像过去农村小孩没有玩具玩，泥巴也能专注地玩出许多花样了，在这种没有写作自由与阅读选择的文学生态中，无论作者还读者，最后都由被动变主动地投注到有限的作品中来。这种“专注”与“热情”，虽然也产生了不少好的作品，但都无疑只是一种片面的繁荣与深刻。对这种片面的繁荣与深刻，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只执其一端，很少像《传媒视域中的文学》这样进行冷静而深刻的分析与全面的揭示。
《传媒视域中的文学》另一难能可贵的特点是其对于文学特质的生动体现，和对史学品格的坚定追求。现在许多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文学感悟力并不强，也没有多少创作的经验与体会，在讨论文学现象和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有隔靴搔痒之嫌。写出来的论文或著作，往往质木无文，了无生气。陈伟军教授这本著作，除了文字本身优美凝练，而其以“十七年”作品的故事为史料和将“十七年”文坛的许多人和事叙述得如同故事，使整个行文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可以名之为“故事论述”。以稿费为例，有的作家对此很在乎，有的作家则几乎不拿稿费，对创作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政治热情；当局对此也反复调整。作者能叙述得很细致，很生动，并因这种细致和生动增强了其论证的力量。这就是文学研究论著的境界。这种故事论述，也并不影响作者对于史料的全面占有、选择与使用。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以论带史，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堆砌。在《传媒视域中的文学》中，作者虽然也引入了大量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基本上是作为史料的一种说明，或作为史事论述的一种逻辑衔接。这样，理论服从于史料，服务于论述，从而彰显出一种可贵的史学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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