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力才力之限，笔者的学术文化研究就常常以生活于斯的岭南历史文化为对象，因此尤为关注历史人类学的华南研究，因为其能于过往中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见出家国的历史变迁大局。这是一种令人醉心的境界。当我最初在南方都市上读到胡文辉“电影考古记”专栏中关于华南的篇什，比如《记忆灰烬中的华南海盗》《苏丝黄的颧骨》《被遮蔽的疾病》，以及《各自的缅甸竖琴》、《没有脚的鸟》等，感觉到这不是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其实作者之旨也正与此合，如其在书的后记里所言，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也有一代之生活。电影是我们这一代的生活；前辈学人虽然也看电影，但还不及于拿电影作文章，反倒是我们的机会。尽管电影未必能呈现出高明的学与识，但它蕴含了无限的素材，包括为我们的‘学术’所忽所遗者，足以触发我们自身的学与识。如此，则其于电影中发掘这“无限的素材”，也无异于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考查。而其人文情怀则殊有胜处。因为坊间虽也有述说“电影中的历史”之类的图书，但大都取电影本位，即对情节的历史背景略作梳理，技术含量有限，而作者不过是将电影作为引子，由电影中的某些细节介入历史世界，重点在于种种历史话题的探讨，可以说是取历史本位，也可以说是借电影之酒杯，浇历史之块垒。诚可谓此中有良史孤怀也。
比如海盗问题，原本是与航海贸易伴生的必然产物，在过去的年代里原本就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在特定的情形下，还应得到表彰。在朝廷为了一家一姓之私，禁海禁商时，海盗与海商常常是二位一体的，比如郑成功；在特定的条件下，海盗也与朝廷命官一体，比如被招安的方国珍；他们都是因为“政治正确”得到传扬：郑成了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方成了农民起义的领袖。但是，社会影响更深远的华南海盗，却罕见论及；笔者年前在潮汕地区作饮食文化史调查时，耆老就曾言及昔日海盗生活对潮州菜形成的潜在影响。近年来虽然出现了美国学者穆黛安的研究专著《华南海盗(1790-1810)》以及更早的叶灵凤的《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影响终嫌微弱，与深入人心乃至中国人心的北欧海盗（挪威海盗）或者因电影《加勒比海盗》而享有盛名的加勒比海盗相比，那简直是弱暴了。殊不知，《加勒比海盗》系列第三集《世界的尽头》讲到的全球七大海域的九大海盗王，中国人就风光地占了两席：一是周润发饰演的南海海盗之王啸风，一是日裔美籍演员TakayoFischer饰演的太平洋海盗之王清夫人。故尔作者感慨道：“郑一嫂、张保仔狙击英帝国船舰的事迹，不是也能看到白人群雄对抗东印度公司的豪情吗？郑一嫂、张保仔也就是我们的‘加勒比海盗’，我们的杰克船长、威尔·特纳和伊丽莎白啊！”作者还根据英国小说家安吉拉·卡特根据民间童话“蓝胡子”改写短篇小说《染血之室》里的两处带有中国元素的细节：一是关于大花瓶的，“釉色是肃穆的中国红”；一是关于女主人公之母的，“在中南半岛度过多彩多姿的少女时代……曾面不改色斥退一船中国海盗”，认为这位白种“女汉子”所面对的中国海盗，恐怕多半是吾粤的先民吧。———“在此，在这不经意的寥寥数语间，我看到了华南海盗在西洋人的记忆和想像中不绝如缕的痕迹。”而从中，不也看到了我们历史研究的缺失和我们文化选择的缺失？
再如，华南广东二千多年来，一直保持对外开放，一直是开放的前沿，因此，在不断输入各种异质新文明的同时，也不断输入各种伴生的负面的东西，包括新的疾病，比如梅毒，但往往为人避讳，迄于今日。比如说，著名学者徐朔方先生考证出汤显祖死于梅毒，1990年在出版《徐朔方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时，编辑竟要求将相关文字删除。徐先生虽一时从之，然又觉得关系不小（汤显祖1591年被贬广东徐闻，震惊于广州的对外贸易，曾专程绕道作澳门之行，成为第一个描写澳门的作家；岭南之行对其传世名著《牡丹亭》的创作也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期年之后，另撰《汤显祖与梅毒》刊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级别刊物《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古老的瘴疠，新兴的疾病，成为内地人的畏途想象，也成为本地人的避讳对象。书中《被遮蔽的疾病》一文，虽有涉于梅毒，主要关注麻疯（作者《拟管锥篇》中另有《疾病在别处》一文详细讨论到梅毒，可以参看）；两者实有一共同之处：均可通过性的接触转移治愈疾病，俗谓之“过癞”。但作者为文之用心则在从电影及于文献，钩陈种种“反过癞”的故事，其感动人心之处，或有过于“梁祝”。如《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麻风女》所述：“（粤东）有疯女貌娟好，日荡小舟，卖果饵以供母。娼家艳之，啖母重利，迫女落籍。有顺德某生见女，深相契合，定情之夕，女峻拒不从，以生累世遗孤，且承嗣族叔故也。因告之疾，相持而泣。生去旬余，再访之，则女于数日前为生投江死矣。生大恸，为封其墓，若伉俪然。”如此，奈何多讳！
当然，以胡文辉的雄才博学，自不止于华南。像《帝国苍穹下》，伊斯坦布尔由昔日多教和谐共处的发展到后来土、希互相驱逐的族群悲剧；印(印度)、巴(巴基斯坦)分治后两国“神话般的印度教、锡克教和回教徒和睦相处的美好往事”演成暴力和血腥的后事；曾有“中东的瑞士”之称的“不可思议的城市”贝鲁特，如今仿如“子弹乃至肉弹横飞“之地······作者在感叹其“已成‘香料共和国’式的感伤回忆，一曲异国版的‘东京梦华’而已”的同时，其关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迁变的宏论，更引人深思遐想，非良史孤怀无以致之：
在帝国已成往事的时候，我们也不妨承认：在犯下原罪之后，帝国也往往能展示出一种胜利者的恢宏气魄，可以造就商业繁盛，可以造就文化狂欢，也可以造就容纳多元族群/语言/信仰/风俗的城市空间。甚至今日只给世人留下“原教旨”印象的穆斯林，当其君临万邦之时，也很能表现出帝国式的包容气度。可是，到了民族国家高歌猛进的时代，旧帝国的包容，异民族间的“和谐”，随着帝国斜阳的来临，很容易就春意阑珊，只余“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而已。
此外，像《各自的“缅甸竖琴”》，对从今及古的战殁亡灵，或曾得到缅甸竖琴式的抚慰，或者被历史完全勾消了，慨叹我们的帝国时代，也跟所有的帝国一样，既有着帝国的荣耀，也有着帝国的黑暗。再如《永远的拔示巴》，大卫王之于拔示巴，拓跋珪之于贺氏，马贻新之于米兰，李烈钧之于华夫人，设计杀人之夫，夺人之妻，乃是大同小异的恶，是人性之恶，也是权力之恶；拔示巴式的故事总会出现，因为大卫王式的人物总会出现，正如吉本片面而深刻地指出过的：“说穿了，历史往往不过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而已。”进而极言道：“说穿了，历史往往不过是人类不断重复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而已。”更非良史孤怀无以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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