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骗局

(一)

刚搬进来这个小区没几天，我就听说这里住着一位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

有人说：精神病杀人不犯法。我听了自然有些惶惶。

我很好奇怎么不把这位病人送进医院治疗，留在这里也是个“危险分子”。

“谁送？”

“自然是他家人啊！”

“他家没人啦！疯子爸走的早，年轻时跳楼了。他妈得了绝症，没钱看病拖了几年也死了。老婆带着孩子去了东南亚，只留下这一套房子。或许就这样疯的吧。谁知道呢。”

“单位也不管管？”

“管，每个月初打发人送点钱过来，该缴的费帮他缴。”

“什么费？”

“水电啦，物业管理啦，这费那费啦…楼下的餐厅，每天给他做吃的。老板是荷兰人，一般都是果酱面包和鲜牛奶，有时放一盘切好的水果或者一些剩的高级牛肉。”

“他还知道按时吃饭？”

“他哪知道呀！饿了自然就走出来，跌跌撞撞的，反正总能找得到。有时候半夜出来，饿的眼睛冒光，餐厅都关门了，老板就在门外的地毯上，准备好食物，旁边点一盏灯。”

“他准能找到？”

“找都能找到，就是有时吃不到。有的小孩子会先一步将他的食物偷吃掉。他也不做声响。后来老板知道了，就给食物和灯挂在门边的窗户上。”

“社区总要管管嘛…”

“社区？你说管委会吗？哈哈，只要你按时缴费，他们管你是不是精神病？要是真把疯子送走了，他们还没钱赚了哩！”

我笑了笑，听邻居这么说，我倒觉得疯子的可怜。然而心里还是有些顾忌，毕竟我们都是正常人，都是文明人，一个行为随时失控的病人生活在我们之中，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会爆发。我一贯如此，防范心理很重，总先想到最坏的打算。

(二)

下午翻译完达迪尔(印尼诗人)的诗稿，便想出门拜访一下小区的管委会，向他们了解更多疯子的情况并请诉一下我的担忧。

但管委会的办公室像在故意躲我一样难找，费了几番周折，还是没寻见，索性作罢，大抵是因为还没到收物管费的日子，没到他们登场的时候罢。真是冬天的蒲扇，夏天的棉袄。

我放缓脚步，欣赏着周遭的环境，就像在欣赏自己的战利品。我从09年毕业至今也近十年了，为了付这套住房的首付也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一大笔钱。我的父母是农村人，没有什么文化，供我上学也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

交房那天我把他们接进城里小住了几天，我爸把手背在后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停地点头。有一次我早早回来看到母亲躲在房间里抹眼泪，我爸就直笑，“娃都这么有出息了，还哭啥！唉，你瞅瞅嘛，还是城里好哇！”

的确，农村人在城市里住着，是件了不起的事。只是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三十年的房贷。每月要还的数目，正好等于我的工资减去日常的开销。

住房公积金每月倒是有一千多，这钱是万不可动的。我想以后有了孩子，不想他似我这般辛苦。

另外，我还希望周而复始更加拼命地工作，好从牙缝里多余些钱，以备不时之需。

于此之前我只能祈愿我的家人一直身体健康。至于那迷人的西伯利亚的山脉和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便是今生想也不敢想的奢望。

小区的绿化做得挺好，给我的印象本不错，如果不是人太多的话。爷爷奶奶们带着自己的孙子在小区里散步，年纪更大一点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在中心广场上疯跑，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是附近私立学校的学生。

中心广场算是这片水泥森林里为数不多的“大片”空地。此时天空的黑色逐渐浓郁，广场上变得越来越拥挤。

广场的侧边有一面长长的文化墙，一个白人画匠正坐在梯子上给墙上的壁画收尾。

我仔细端详着这幅巨大的壁画，画得是一艘自西向东行驶的船（船舷上刻着“Democracy”和“Science”）。风和日丽的甲板上，坐着一群人，他们的衣饰特点很鲜明，日本浪人，中国的侠客，埃及法老，欧洲骑士，美国的农民…

他们的姿势极尽的慵懒，像在一起坐着听印尼的民谣，比如《Bengawan Solo》。

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东方，我猜想，因为顺着那个方向，可以看到海面初生的太阳。

我指着壁画问那老外：“Where are they?”

他头也没抬，笑着说：“就在这里！”

我很讶异他的中文竟然如此流利。

“他们这是去哪？”我心中已有所想，却仍明知故问。

“去未知的世界。”他说。

(三)

广场的中心即是疯子常去的那家餐厅，Central Park，Logal用的是棕褐、墨绿和亚麻三色组合。

餐厅的门跟我们家里的门差不多，把手上挂着“正在营业”的牌子。

我注意到旁边的橱窗上，挂着一个青藤编织的竹篮。篮子里放着一盏大灯，我将它拿出来捧在手中，挺沉，小心地打开开关，灯光很刺眼，随音乐不停转动。音乐从底座发出来，听过，是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协奏。

这刺眼的光亮直摄人心，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却又说不上来在哪见过。

后来才想到，这灯光很像，壁画尽头处，那轮海面初生的朝阳。

我推门进去，伴着一阵叮叮呤呤的声音，我抬头一看，上面挂着一串浅紫色的风铃。

店内的格局有些陈旧了，四周摆满了黑木方桌和水曲柳长椅，就是很早以前茶馆里那种。中间放了一套环形的沙发，沙发有些破，像个衣衫褴褛的老人面朝着我。在我的右手边是吧台和厨房，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酒和已经烘焙好的点心。我的左手边是一个几尺见方的舞台，狭小，上面只够摆放一支麦克风，一张凳子和一架斯坦威钢琴。橱窗的角落里堆积了一大摞书，最上面放着一本余华的《活着》，书上堆积着厚厚的灰尘。

我要了一杯热可可和一小碟华夫，服务生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头发有些乱糟糟的，说话也是没有生气的样子，像吧台上那只对我态度冷漠的黑猫。我对猫咪向来没什么好感，它的冷傲时常让我心里有些气急败坏，又无能为力。

我坐在沙发上，沙发里的弹簧咯吱咯吱作响。我抬头看一眼头顶的吊灯，昏黄得已经几乎发不出什么光亮，与外面黑色的世界并无二致。我不停地往嘴里塞华夫饼，想把手上的东西吃完就赶紧离去。

旁边的沙发上坐着两个老妪——也许并没有那么老，只是看起来是那样，在热烈得交谈。

“听说了吗，开发商跟学校给咱小区划成学区房了。”

“真的吗？那以后咱孙子能上公立学校了。”

“是啊，这下有保障啦。”

“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个她们口中的好消息，似乎并没有带走多少脸上的皱纹。她们有说不完的事，什么油价啦，猪肉啦，这些事大抵与钱是密不可分的。我本来就有些压抑的心情，被她们吵得脑袋嗡嗡作响。但在吃完东西之前，也只得听她们继续聒噪。

(四)

“孔先生今天没来？”

她们总算说了些新鲜的话。

原来那个精神病人姓孔。大家都说他姓孔，应该也是他自己说的，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之前有听过住的久远的人喊他“富贵少爷”，那他大抵是叫孔富贵没错，却也无从证实。

至于“孔先生”、“少爷”之流的称呼，口气里不免都带点戏谑的语态。

孔先生每次来，都坐在“施坦威”面前，眼睛望着橱窗外。他从不主动说话，就是有人问他，偶尔答两句，也多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疯话。

沉闷的店里本就需要弄些响儿来，人们总是乐意去调侃孔，他就像一架美颜相机，照的人们光鲜亮丽，照的人们心意满足。即使他只是一个神经病。

孔先生上一次来Central Park是前天，令人无语的是他把一个二十岁不到服务员骂哭了，骂她是懒猪，叫她滚！女孩儿的名字叫小琳，我刚来见过一面，短发，总低着头。你一叫她，她就马上跑过来问您有何吩咐，做起事情来也麻利，很招人喜欢。

小琳后来真就辞职了，把自己关在家里。

这让我觉得这个孔先生有些“阿Q”精神，他将自己不被看起的羞愤转移到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身上，以一种精神胜利者的姿态有滋有味地逃避着现实。

听完孔先生的事，已经很晚了。我匆忙回去，家中还有一些外文翻译工作要做。

后面接连去过几次Central Coffee，仍没见到过那个精神病人。倒有一次见到过那个白人画匠，他坐在“施坦威”面前，弹柴可夫斯基，弹得很好。

时间一长，我也便淡忘了这个孔先生。

就算有时偶尔想起，对一个古怪的病人，也没有什么好奇的。至于内心的那点企盼，也多同大伙儿一样，想从他身上寻些乐子，沾沾自喜自己生活过得还不错罢了。

(五)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朝阳初生海面，我竟真见到了孔先生。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同所有人进来一样，风铃叮呤作响。

他头发蓬松，身材矮小。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粉红色外衣，前襟上绣着蕾丝玫瑰。他的脸上不知从哪沾了些红色颜料，像猴子屁股。

他一屁股坐在老位置上，偏头望着橱窗外面。

今天吃早茶的人很多，西关地区叫“叹早茶”。除了点一壶红茶以外，还有配上两碟茶点，比如虾饺、艇仔粥、烧麦或者肠粉等。

我点了一份鱼汤面，汤是用鳝鱼骨、小鲫鱼、猪骨加葱姜煸炒过后大火熬制的，上面撒些小胡椒和蒜叶。

一周时间也只有今天可以慢慢吃、慢慢喝，也不用着急向哪赶去了。

“孔先生，饿几天啦？”

他不回应，只傻笑。双臂总是举着，在空中疯癫地划。

“你这身衣服，怕是溜进哪个女澡堂里偷来的吧？”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我也跟着合群地笑着，店里一大早便充溢了快活的气氛。

“奥忙康桑！”他开始一字一句地胡言乱语，引得众人发笑。

奥忙康桑？说来巧妙，我从大学的时候就精通印尼方言，而孔的发音听起来像“omong kosong”，马来语言的一种。

中文里“胡说！”的意思。

我惊恐地睁大双眼，向被笑声湮没的孔先生投去狐疑的目光。这一切的发生好像是一场骗局。

“啥时候嫁人呐？”没人因为他的局促不安而停止嘲弄，贪婪地从他身上攫取乐趣、知足、自信和尊严。

我悄悄用手指了指自己脸颊引起孔先生的注意，又指指他脸上的那两朵“腮红”示意他擦掉。

孔先生好像看懂了，冲我笑，我确定他是冲我微笑了，只是不经察觉。

他反复擦着脸上的染料，光线透过橱窗照得他的脸更加通红。他索性不再瞧我们，只对着吧台直喊，饿。

吧台里还是那个满脸忧愁的女人，她托着一餐饭递给孔，说完“请慢用”并没有即刻转身回去。女人蹲下来，用疲惫的责备的眼神望着孔先生。

“我知道您精神不好，说话会语无伦次也‘正常’。可是，为什么偏要对我妹妹那样大吼大叫，说她懒惰，骂她是蛀虫！你又有什么畅快的呢？我那勤劳、单纯的妹妹，轻信了你的诽谤，终日怀疑自我，将自己锁在房间。天知道她在房间里干嘛，肯定是在偷偷哭泣吧！我那可怜的妹妹！”

原来现在这个服务生是之前那个小琳的姐姐。

四周鸦雀无声。孔先生手里捧着餐盘，一直在听着那女人的哭诉。然后说了一堆乌里哇啦的疯话。

那是在这里，只有我能听懂的疯话！

虽然之前猜到了但我仍很震惊，不止是孔先生居然会说古兰丹语（印尼方言的一种），他回答小琳的姐姐的话居然很流利，条理也很清晰。至于他为什么不用国语，除非他不会说国语。他的国语带着异域的腔调，而且都只用些简短的词汇。

难道他是个骗子？成功骗过了所有的人。

那为什么要装疯呢？目的是什么，不工作？天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就为了这样被人嘲弄的生活？那他显然是疯了。

(六)

现在，全场知道真相的就只有我。我怀着巨大的秘密望着那个瘫坐在地上的女人。我觉得他俩都很可怜，无论如何，我得先让他们先通上话。

“女士，刚才孔先生是回答您了，用的是您无法理解的印度尼西亚的一种方言。我是一名外文翻译工作者，如果您想知道他说了什么，我很乐意为您效劳。”为了防止店里的人过于震惊，我尽可能的言简意赅。

她的眼神也是充满诧异，但仍点了点头。

“以下是孔先生的原话。”

我看着小琳的姐姐，尽可能准确地表述着孔先生的意思。

“女士，我听小琳小姐说起过您。很遗憾我并不能完全听明白中文，但是我能明白您的控诉。我想问问您，总是没完没了地重复每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对天赋的浪费，虚度光阴的借口，和貌似勤劳的懒惰。请相信我，不是您的妹妹选择了梦想，而是她巧妙地被梦想击中，她天生就是个了不起的画家，她必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

“相信一个疯子？除非你也疯了！”

“我只是一名翻译，您大可不必在意我的态度。”

她的眼神一瞬间黯淡下来，开始自言自语。

“我们太难了，已经没有更多余的时间了。我们的母亲瘫痪在床，之前妹妹还能打工贴补家用，晚上陪伴可怜的母亲。现在呢，所有的担子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她就只在研究什么艺术？”

周围的食客纷纷向小琳姐姐投去同情的眼光，等着罪魁祸首，那个疯子的谢罪。

看来他们似乎明白了现状，我舒了一口气。

“所以您母亲的不幸需要全部由您与小琳小姐埋单吗？可能我说话不中听，我不知道她瘫痪的原因，但无论如何，那一定是个不幸的意外。佛说一切皆有因果，可意外就没有原因，或者意外本身就是原因，无论你多么努力，你永远无法控制明天哪里会地震、会发生海啸、会有一辆醉酒的汽车向你驶来。断臂的杨过算账应该去找郭芙，传销应该打击获益的头目而不是下面被洗脑的拉你入伙的亲朋，勿忘国耻的中国人应该仇视日本军国政府而非日本人民，可罹患绝症之人呢？所以，当意外伴随着不幸到来，埋单的不该是那个受难之人，不该是和他亲近之人，应该是我们所有可能被这意外砸中的人。公平的、透明的医保是合理制度的产物，不是为了改变生活，而是为了生活不被改变。您和您的妹妹，大可不必以白白牺牲来体味您母亲的不幸遭遇。”

我仔细聆听，生怕说错一个单词。

一个中年男人按捺不住，站起来驳斥：“古有董永卖身葬父，狄仁杰望云思亲！孝道和反哺是我们几千年的传承。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文明产物，也是我们自我价值的体现，你这种无父无母的危险言论，简直不配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所以从来如此，便对吗？那么，一束花、一句问候，怎么就不是孝了呢？”孔先生不紧不慢地说。“我很高兴小琳的姐姐一定是个孝顺之人，我不反对您对母亲的温暖陪伴，我反对您对意外的全权负责，这是两种心态。至于小琳，您又怎么肯定她对你们的母亲丝毫不关心呢？您也不知道您母亲真正的心意吧，她难道就希望小琳整天陪在她左右？琳的天赋亦是她的理想，如果您不能像您的母亲一样支持她，那我很遗憾您对生命的意义一无所知。”

“什么理解，支持恐怕都是借口，就算可怜的妈妈跟姐姐现在让她回归正常的生活，她也不会回头的！你所说，都是在为她自私本性的开脱！”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这样的。假如家徒四壁的你只有一小块蛋糕，你即使再饿，还是会将它分给您的母亲和儿子。因为这样做的愉悦远远大于你独吞了这块蛋糕，您收获了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私的心情吗？它归根到底仍是对自我精神心理的架构与建设。我们每个人的心理能量都在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物质与情感的输入输出达到平衡是一种最合理的自私。”

“可是先生，为了养活家庭，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没日没夜地工作，难得的假日与父母团聚，与朋友的消遣，与爱人孩子的旅行，都是我苟延残喘的续命药剂。可有时候，父母也会责备我，朋友也会翻脸，爱人也会争吵，孩子也会哭闹。如果这是一种自私的话，可我为什么每天活得都很累！我不明白，什么才是更有意义的人生。”

“朋友，如你所说的，工作的确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的人生。所以你需要选择更有意义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您没找到自己比常人更擅长的天赋，否则一定会兴趣盎然的，那么从事与此相关的工作便意义非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轻易赋予你自信和自由。当你的工作给你自由，你的生活就充满诗意。自信的工作和充满诗意的生活，给你快乐。至于与他人的羁绊，不应该作为我们的救命稻草，而是让我们充满希望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即使它再不如你意，也不至于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细细想来，这便是更有意义的人生罢。”

一个角落里的妇人突然站起来。

她不算老，脸上的皱纹却很深刻，眼神里的无奈让我的心突然被揉了一下。

“但是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够成功。亲爱的孔先生，我们的生活更平凡、简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两知己，把酒慨叹；执子之手，与子携说；粗茶淡饭，四世同堂。我没有高深的学识、敏锐的嗅觉和睿智的头脑。别人喜欢什么，我便喜欢什么，每到一个年纪该做什么，我便做什么，亦步亦趋。我是一只甘于平凡的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那便是我的世界了。”

“您能这样说，说明您也不是个一窍不通之人，既然选择甘于平庸，就该相应摈弃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才不会痛苦。我不希望如此，我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是天才，但是，我敢肯定每个人都有梦想，在追求理想之前要先找准梦想，可往往大多数人在找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其中不乏一些一窍不通的蠢货，他们被生活击败又自以为看透了生活，往往好为人师地想让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平凡，安于现状。但在我看来，平凡生活的理想不过是一张照片，并不是生活本来的面目，也不牢靠，因为现实往往是残酷和冷峻刀子，轻易就能将它击垮。这些人带着一种“讨好型”人格维系与身边人的羁绊，美其名曰责任，用传统的道德麻痹自己的奋斗是为了照亮他人，既伟大又不用怎么努力，毕竟是为了照亮他人。也从不考虑这羁绊是否会给他人造成困扰，只会说，大家都是如此啊！我都忍得，他都忍得，你怎么忍不得？就这样，有时压迫也变得合理，无论是施暴者亦或是被压迫之人，心中的恶都将无限被放大，此时他们又洋洋得意：生活本就如此艰难的。”

“所以你是说人性本恶？”

“停留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层面讨论本身就很幼稚，人性是一块橡皮泥，你给他捏成什么形状，它就呈什么形状。所以法律和道德应该是导人向善的工具，从来不是统治阶级洗脑大众牟利的手段。从利己主义出发，除了食物、睡眠、性满足等容易实现的欲望，还有一种难以实现的，就是弗洛伊德所说想要成功的欲望，实现更有意义的人生。只要制度上公平、有序，我们追寻本心的欲望去生活反而更加真实和轻松，且不累及他人。名利是人类的一种潜在心理倾向，我们无需将其赋予贬义的含义。”

(七)

这时有个胖女人激动地站起来打断，她穿一件有金色纽扣的漂亮的蓝制服，坚硬紧实的高领子勒得她气喘吁吁，肩膀上挂着臂章，上面绣着管委会三个字样。圆鼓鼓的肚子显然无法支撑她这么着急的动作，她一手扶着桌子，那双黑色的眼睛射出了神气十足、咄咄逼人的目光。

“你们听听，这还是人说的话吗？看看这蠢蛋，我们不去努力挣钱，不按规矩活，不想着成人上人，难道活得像你这样狼狈不堪？如果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像你这样疯颠，那我们不知道也罢。瞧瞧你这可怜模样，大谈特谈空想主义还不屑与社会发生关系，怪不得你没爹没娘，都是报应！你这个万劫不复地阴谋家！”

吧台上那只高傲的猫突然叫了一声，兀自跳了下来，在房间里转了个圈，最后跳到孔先生的怀里。

孔先生不再答话，便只是在撸猫。

“这位朋友，您说话大可不必这样决绝！”我知道孔先生的姿态颇有些“唯沉默是最高的蔑视”的意味。但我偏想说，加入到谈话之中，不是一味翻译，没来由的，我突然无比想向孔先生吐露我压抑已久的心声！

“我一直在翻译孔先生的话，那也是我想说的话。我从未追求过理想，成熟后也迷恋平庸了。可我总觉得自己和身边人不一样，他们热衷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无关紧要，像大多数人一样度过一生好像欠缺点什么。我承认，家庭朋友，女人财富这些可以带来快乐，但上帝的杰作在于我们每个人又都不同，我生而孤独，也不是一直孤独，只是在某个下午某个瞬间，我的眼神哀伤和孤寂，像一匹没有尊严的狼。”

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自己也很惊讶，我小声地倾诉，内心难过极了。

“尊严？你没钱没权，你要什么尊严！”胖女人对我嗤之以鼻。

“不必难过。”孔先生对我说。“自以为努力地学会正常人的姿态去生活，适得其反让自己越来越怪。何必呢？有的人生下来就有生理缺陷，有的人心底的想法被公知被视作异类，有的人明明是天才被愚化而泯然众人。模式化的认知让人不敢面对内心真实的自己，当你勇敢撕下面具，那时，更深的孤独和洒脱可以让你找回尊严，要追求自己幸福，不要追求比别人幸福。一个人也不必再讨人欢喜，就可以像我此刻这样，停止受累，内心踏实。”

我给大家翻译孔先生对我说的话。那胖女人让我闭嘴，我没有理会，她朝我扔东西，我也不管不顾。

“你大可不必如此激动，女士。我伤害到你了吗？难道我揭穿什么骗局了吗？”

“你是吃错了什么毒药，导致精神如此错乱！，连父母也不孝敬，领导也不尊重，把自私自利说得冠冕堂皇，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你这害群之马！”胖女人咬牙切齿。

“女士，尊重是放在心里，嘴上说说谁又不会呢？况且，纵然我千错万错，我也有发声的权利。这个世界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永远正确，上帝也允许反对他的声音。我爱这个世界，我才会不断提出质疑，量变引起质变，我们才能逐渐形成更文明的道德和法制，才能不断有新的爱因斯坦的诞生。”

“你是觉得现在的道德标准和法治建设不完善咯？可怕，这里简直像极了非法集会！”胖女人歇斯底里。

吧台边上站起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之前在门口见过的白人画匠，他的头上戴着红色的棒球帽，上面绣着这家店的logal。他对那胖女人悄悄说了什么，比划了一个请的姿势。那女人错愕了一下，大吵大闹着我们的思想很危险啦！愤愤地离开这里。

原来画匠是这里的老板。

他用标准的马来语示意我们继续谈，我有点惊讶，他狡黠地冲我眨眨眼。

“可是，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我们与社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梦想照进现实，令人沮丧的是，我们能做的，往往只有改变自己。”有个年轻人站起来说道。

“我能清楚明白你的无奈，我本可以同你一样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孔先生所言之光明，我不知道生活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每个人的起点与终点都不同，就不该互相给对方的人生以指导。我对别人既不嫉妒，更不怀恨，只是为了融入这个本就由千万个我构成的社会，我荒度了自己的青春，但我觉得它仍未结束。我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会生活，就像人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忘记。”

我说完了心里最想说的话，将双手举在空中，感觉全身躁动着自由，连太阳都围着我转！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太阳初升时，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喑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我忽然泪下如雨，但是我心底在欢歌。有一柄有弹性的长剑从我胸中穿过，带来了剧痛似的巨大感。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刻，我站在那一个门坎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连结起……因为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已经胜利，所以那些燃烧的字句就在我眼前出现，在我耳中轰鸣。这是一首胜利之歌，音韵铿锵，犹如一支乐曲。我摸着水湿过的衣袋，找到了王小波送我划玻璃的那片硬质合金。于是我用有力的笔迹把我的诗刻在石壁上，这是我的胜利纪念碑。在这孤零零的岛屿上到处是风化石，只有这一片坚硬而光滑的石壁。我执笔刻下我的诗篇，又把字迹加深，那是我无处安放的青春，为了使它在这人迹罕到的地方永久存在！

(八)

远处渐渐响起一阵急促的警笛声，越来越近。

不久，从外面冲进来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后面跟着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他们神情严肃，举止粗暴，将我扭送上车。

我有点着急，用询问的眼光望向孔先生。

他表情镇定，一句话也没说。白皙的右手轻轻地抚摸着怀里的黑猫。

几个月后的深夜，我被扔到一处陌生的地方。那是一个绿化不错的小区。我太饿了，径直向里走去。

我隐约看见小区里面有一星闪烁的光亮，我踉跄地朝那盏灯靠近。

终于看清那是块漂亮的橱窗，上面写着Central Coffee，橱窗上挂着两个青藤编织的竹篮。

我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