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九日上午，《北京日报》文艺部的田藏身女士到我们厂里来了。
她四十四、五岁，不高不矮，不胖也不瘦；她皮肤白晰，鸟黑浓密的头发盘到耳后，更显出脸儿园园的；谈话时，俊俏的大眼晴直視着对方，显得落落大方，温文尔雅。
她说她认识本厂的工会干部袁丁，熟悉矿务局许多“笔杆子”，並赞许了搞宣传工作的李文，认为他工作能力强。
不知不觉，她和我谈了两个小时。当谈到我的军旅生活时 ，她提起她的儿子，说他在六十三军服役，己经由连队抽调到机关工作。因为没有入党，非常苦恼。她也为儿子着急。
我讲过我入党时那段磨炼，跟她说，部队讲究实干，不喜欢好提问题的人。
她若有所悟，默默地点头。
她来的目的是找我们厂当家的人，给我请三个月假，参加文艺部组织的培训。她找了厂长。老夫子不在。什么事也没谈成。
临走，她跟我说：“领导干部什么事都要秘书代劳，是一种很坏的作风！”她言辞激烈，为我的处境忿忿不平。
“看起来，能不能参加培训全看你自己的努力了。什么时候你们党委同意了，你马上电话通知我。”
其时，我脑子里另一个问题正在激烈的斗争中：二十天前，我们的女儿刚刚出生。玉茹五十六天产假还没过一半！
她一个人，身体虚弱，又缺乏营养，该有多么难呀。第一是用水难：水房不是自家的。盛水的傢什只有一只水桶。洗衣、做饭、搞卫生，哪儿离的开水，而每一次打水，都要看人家脸色。
其次是做饭难，一只蜂窝煤炉子，取暖又做饭。而蜂窝煤只能码放在过堂风很强的楼道里。立冬一过，天气越来越冷，而她连一件厚实的御寒衣都没有。
吃的呢，除了冬貯大白菜，一无所有……想到这些，我的去学习的念头都有些动摇了。
晚上，我心事重重的进门，把《北京日报》来人，要我到报社去学习、深造的事告诉她。
她有点喜出望外 ，眼晴亮闪闪的。
思索片刻，她深情的望着我，说：“你应该高兴才是啊，这个机会对你太重要了。你不是说自己连什么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全不知道吗?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的，你不必替我担心，放心去吧！”
我庆幸我有这样一位贤内助。尽管我知道她会全力支持我。但是，我为自己没有能力安排好她“月子”里的生活，还是感到深深的内疚。
一想到她将面临的生话的艰难，我心底象打翻了五味瓶，特别不是嗞味。
吃过晚饭，我来到老夫子家。
老夫子住在黑山小楼二十二楼。佔一大间、一小间、一个厨房。说是大间，不过十二平米。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算起来也不宽裕。
老夫子的夫人李秀英是我们厂的绘图员，一个相貌姣好、雍荣华贵的中年人。
我一进门，李秀英给我让坐、倒茶 ，十分热情。
老夫子正在看报。见了我，他似乎有点高兴，就好象知道我要来似的。
“我到局里开了两天会，也没到厂里去。说说看，厂里生产进度怎么样?”
孝秀英嗔怪地看了他一眼，说:”也不问问人家有甚么事情没有，满脑子里只有生产呀，进度呀……”
接着李秀英的话茬儿，我把我的来意告诉了他。
李秀英見我们说正事，开门躲了出去。
他立刻收敛起那一点点笑容，警觉起来。沉思片刻，问我：“学习什么?”
“文艺创作。”
他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什、什么？文艺创作？跟我们厂有什么关系?”
“就三个月！”我恳切地说。
“三个月，谁来写材料?一个月也不行，三天也不行！”
李秀英听到老夫子声音高了，连忙推门进来，一边给我使眼色，一边把话叉开：“大茹不是还在月子里吗？大人孩子都好吗?”
尽觉我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 ，可他的不尽情理，乃至他态度的坚决是我始料不到的。
我心里凉透了，站起身，怒冲冲地开门，走出去了。
第二天，我一上班，贺义告诉我，李秀英来找过你，像是有什么事。
我急匆匆地跑下楼。
“老头子怕你这一走，回不来了。他舍不得你走。只要你能打消他这种顾虑，学习的事就好办了。”看来 ，李秀英没少为我说好话。
我高兴极了。违心地向老夫子做了保证。
他也无奈地同意了我的请求。
为了这件事，我深深的感激那位和蕴可亲,心地善良的老夫子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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