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米勒:来自德国的“白求恩”战士

汉斯·米勒:来自德国的“白求恩”战士

米勒偕同夫人中村京子回日本探亲，结识了专门研究乙型肝炎的西冈久寿弥教授，和他交流了对肝炎疾病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在日本卫材药厂的支持下，引进了先进的乙型肝炎检测技术，积极支持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检验科陶其敏大夫进行试验。检测出乙肝肝炎病毒不是目的，能够生产出肝炎疫苗进行预防，才是米勒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经过反复试验，在和北京医学院的科研人员一起努力下，米勒用带毒者的血做疫苗进行试验。他对制备疫苗充满强烈的信心。经过无数次反复试验，陶其敏科研组第一次做出肝炎疫苗，米勒兴奋不已。

需要对疫苗进行安全试验，米勒无私地说：

“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的高兴，就在我过生日的那天收到了你写来的信。终于又收到你写的信了……我的儿子，你过得好是我最大的幸福，你是无法想象的。你的幸福和满足补偿了父亲和我的过去12年。希望赐予我们的是将来还能在你的身边过几年。”这是1946年8月1日，一位德国母亲在上海周家嘴路783弄11号的租住地，写给在她在中国寻找到了但仍然没有见面的儿子的信。这位儿子就是汉斯·米勒。

汉斯·米勒是一位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医生。他因为反法西斯，遭受残酷迫害来到中国，后来被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事业所感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肩作战，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白求恩、柯棣华一样，成为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白衣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率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乙肝疫苗，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到中国去

1946年10月22日，汉斯·米勒的母亲又给儿子写了一封信，随后便搬离了周家嘴路。不久，她离开上海返回德国照顾刚从纳粹集中营被解救出来的丈夫。汉斯·米勒自从1933年中学毕业后去瑞士，进入巴塞尔大学医疗系学医，与父母分别后一直没有见面。直到1974年，离家整整40年的汉斯·米勒回到位于莱茵河畔的家，但父母已经双双故去。

汉斯·米勒1915年出生在德国莱茵区杜塞尔多夫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召入伍。几年之后，作战负伤归来的侥幸回到家乡，在战争阴云笼罩下勉力维持生计。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之后，刚好中学毕业的汉斯·米勒成为希特勒政权“消灭一切失业现象”下“青年劳动服役团”的一员。在这里必须参加满一年的劳动服役和军事训练后，才能升入大学或参加工作。米勒的犹太血统使其在劳动服役队中面临被关入集中营的危险。而且，米勒刚在进入劳动服役队时，就因为不满老队员殴打新队员惹恼了管理人员，他只好在父亲的帮助下，到瑞士留学学医。

希特勒政府为了保证经济政策的持续“利好”，不但开始大力发展军备，而且对犹太人进行残酷迫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德国医生

乙肝疫苗

永恒纪念

上世纪3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无数优秀的青年才俊，不畏艰难，远涉重洋，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莱茵区杜塞尔多夫城的汉斯米勒才一岁的时候，父亲就被征召入伍，被派往德俄边境作战。几年之后，受了重伤的父亲侥幸回到家乡。虽然在战争阴云笼罩下的人民正遭受着失业的痛苦，但汉斯米勒的父母依然坚定地支持儿子读书。

希特篡取德国政权后，建立独裁政权，18岁的米勒在1933年中学毕业后，不愿助纣为虐，躲避兵役到了瑞士，进入巴塞尔大学医疗系学医，1939年获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这时，世界反法西斯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米勒打消了到南非开诊所赚钱发家致富的念头，毅然决定到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39年3月，这位经受德国法西斯暴行，来自无产阶级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领袖马克思故乡的青年，终于来到香港。

宋庆龄领导的国际救援机构保卫中国大同盟(简称保盟)，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欧洲青年。在保盟中央委员爱泼斯坦介绍下，米勒认识了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也是保盟中央委员，曾经去过延安。他向米勒介绍了很多有关延安的情况。这次，将由他带着保盟在香港募集到的一批抗日根据地急需的医疗物资队前往延安，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几位志愿者。

1939年6月，在贝特兰带领下，米勒一行从香港启程前往海防，然后，再经由越南过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进入西北。途经镇南关时，遇到白崇禧部队中一批新加坡华侨新兵得了疟疾，经贵阳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作为医生的米勒被请去治病。日军飞机每天来轰炸，白天不能在村里住，米勒每天带着这批病人躲往山上的树林，晚上再带着他们返回驻地。直到一周后，这批病人全部痊愈。这是米勒在踏上中国土地后，第一次以医术帮助中国人。

历经千辛万苦，米勒终于到达延安。由在八路军卫生部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陪同，米勒见到了毛泽东。早在读书时就听闻中国有位叫毛泽东的人领导了一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队伍，今天见到这位革命领袖气度不凡、精力充沛、知识渊博、谈吐不俗，米勒完全放松下来，在马海德的翻译下，和毛泽东就当时的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米勒坚信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虽然艰苦曲折，但最终一定会胜利。毛泽东非常赞同米勒的看法，建议他先在延安各处看看，等习惯了环境再考虑工作。

米勒到达延安前，白求恩大夫在前线为伤员实行手术时，割破了手指，因为病菌感染而逝世。中共中央1939年12月24日在延安隆重举行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在会上，朱德怀着沉痛的心情讲述了白求恩大夫的事迹，特别提到了白求恩大夫深受八路军爱戴的情况。朱德深情地说：“白求恩大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他在弥留之际，还不忘祝愿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我们要是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对不起白求恩和一切热情帮助我们的同志。”米勒应邀上台讲话，他简单地表示：“白求恩从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来到中国，他是为了反法西斯。他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榜样。我从大西洋另一边的欧洲来到中国，也是为了反对法西斯。我将会像白求恩那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说完，他用白求恩常用的西班牙式的举拳头敬礼作为结束，并向大家表示了决心：“一定要沿着白求恩的道路，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当一个白求恩式的好大夫。”

米勒在延安拐峁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外科医生。随着抗战的深入，华北战场战斗异常激烈，米勒坚决要求同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起上前线工作。毛泽东在做了缜密安排后，同意了米勒的要求，一个月后派他到山西八路军总部去。

米勒在八路军总部的日子，依靠自己精湛的医术和忘我奉献的精神，很快远近闻名。他在医院除了为伤病员治疗外，还为周围的老百姓治病，甚至远近的妇女生孩子，也请他接生。无论刮风下雨，或是三更半夜，米勒对群众有求必应，与百姓亲如家人。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和作战需要，米勒组建了一支医疗技术较强的手术队，在太行山区各根据地巡回医疗。他率领手术队与敌人“玩捉迷藏”，穿梭奔波于日军扫荡部队之间，活跃在广阔的太行山区。在“百团大战”的战役中，在他和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曾一次将200多名伤病员全部胜利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1943年1月，米勒返回延安，在联防司令部门诊部当医生，后在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精湛的医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和中国军民一起战斗在太行山上，为抗日战士治伤救命。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米勒虚心向老中医请教，带领大家上山挖草药熬汤治病；把给自己特供的粮食，让给重伤病号补充营养；在行军路上，让无法行军的伤病员骑自己的马；为了取出战士体内的弹片和碎骨，宁可自己耗时费力，甚至做整整一天的细致手术，多次累到休克晕倒。这样一位白求恩式的“洋大夫”，不只是在用医术治病救人，而是在用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谱写人间大爱。

抗战胜利后，米勒又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以忘我的精神与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伤病员，被誉为来自德国的白求恩。同时，他与来自日本的女八路中村京子，在并肩救死扶伤的战场上，相知相爱，喜结良缘。新中国成立后，米勒加入了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及卫生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特别是为中国乙肝病研究与乙肝疫苗的研制及应用立下功勋。

1973年10月，米勒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席东京国际肝病研讨会。在会上，米勒报告了中国利用新的乙肝检测方法所取得的成果，提供了纯化的表面抗原、抗体及敏感血球。经鉴定，试剂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米勒的报告得到与会者的重视和一致好评。

  乙肝试剂研制成功后，米勒并不满足，因为肝炎的预防问题尚未解决。米勒又向科研组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定要研制出中国的乙肝疫苗，一定要实现预防接种。

科研小组经过几百次反复试验，1975年7月1日，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之际，终于制成了我国首批乙肝疫苗。中国人自己研制的乙肝疫苗起名“7571”，作为大家向伟大的党的生日奉献的一份最有意义的厚礼。中国终于成功地制成了乙型肝炎疫苗，跨进了肝病研究的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第一个肝病研究所也成立了，米勒担任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为普及疫苗接种不懈呼吁。米勒因此而被称作新中国的“乙肝疫苗之父”。

1989年，是米勒来华工作的第50周年。中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与表彰会，授予他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称号，他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

1992年，为了宣传和弘扬米勒长期支持和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事迹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国家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馆分别为他举办了“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汉斯·米勒展”。米勒亲身感受到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他这位来自莱茵河畔的白求恩的认可。米勒1994年12月4日逝世。

米勒一生坚持真理、刚强正直，他说：“我来到中国使我懂得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