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近日下文，严格整肃校外培训机构，手段包括几点：
1，没有教学资质的教师将不允许授课，教师必须“持证上岗”。
2，没有办学资质的培训机构将严厉打击。
3，规范培训机构的收费乱象，收费标准有固定要求。
4，禁止培训机构超前教育，更好的为学生“减负”
5，部分地区提供“暑假托管班”，为学生提供服务。
可以说每一点的针对性都很强，几乎囊括了教育培训机构的方方面面。首先是教师群体必须有国家认可的教师资格证，这就解决了教育机构为了盈利而降低教师群体准入门槛的现实。其次办学资质是地方教育局颁发的资格证，这个资格证背后是对场地硬件的硬性要求和对于培训内容软件的硬性要求，如果培训场地无法通过建筑质量审核，无法取得消防等等的审核，则培训机构只能关门歇业。第三是收费不能超过三个月，这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和风险，起码培训机构捐款逃走的风险是大大降低了。第四是超前教育，三年级的孩子不能学四年级及以上的内容，这样就使得教育部规定的学习步骤不会由于培训机构的大量涌现而被打乱，中国孩子的整体教育节奏是不变的。第五当然是为解决双职工家庭在孩子托管与家长工作之间的权衡，允许部分地区则意味着一种准入门槛，有实验性质，也有自由裁量的意思。
这些政策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又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呢？
首先，我们看看这些规定出台以后，受到影响的机构是哪些。第一点和第四点是针对高中及以前的教育培训机构，而且是以文化培训为主的机构，第二点则是针对所有的培训机构，包括艺术等等，第三点只是改变了机构收费的方式，第五点特别针对的是幼儿托管问题（当然也不仅限于幼儿）。从这种意义上看，这几点所针对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及高中阶段，以补习和提高为主要业务形态的校外培训机构，至于其他机构，想要取得教育局授予的资格证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可以在其他篇章里面分析。
其次，我们谈一下这些政策的作用机制。教师资格证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一下子身价倍增，教育机构一方面会让自己的任课老师去报考教师资格证，另一方面也会尽量从社会上招聘具有教师资格证的人员，但是我们看一组数据，虽然只是考了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后合并成为教育知识与能力，增加了普通心理学的一些内容，改成国考以后，通过率只有30%，换言之，教育培训低门槛导致的大量的教育培训机构的涌现从而加大的对于授课老师的需求与持证人员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因此， 通过要求教师持证上岗提高门槛，会挤出一部分教育机构。然而，如果大量的机构都是违反这种规定的状态，必然有大量的人员是没有证的，考证的通过率又只有30%，那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从笔者了解来看，教育机构很可能缩减规模，而大量的失业人员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行业，而是化整为零，继续在一个角落从事他们赖以维生的职业，教育部的规定就好比一颗炸弹爆炸了，巨大目标的实体被炸掉了，然而实体下面的个人却在这个实体分崩离析的时候，各自抢走了一些金银细软，躲起来聊以度日，这些金银细软就是生源，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一种必然结果，那么教育部颁布的这项规定恐怕是难以达成预期目标的，原因在于现实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而教育部的严厉政策并没有给这些需求提供一个很好的出路。乱收费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培训机构在收费高低和预收多长时间的费用上是有自己的定价权的，孩子教育的时间单向性是这种定价权的基础，孩子之间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恶性竞争是这种定价权被培训机构掌握的另一个基础，因此，培训机构为了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往往与家长签订类似于对赌的协议，而家长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协议，在于确定性的预期，到目前未知，考上大学依然被看作是最确定的一条人生成功或者成长之路，但是，一本线，二本线并不是以多少考生素质合格来制定的，而是以目前的大专院校有多少招生名额来制定的，这种竞争格局之下，家长的焦虑可想而知，提供义务教育的公立中小学是在教书育人还是在走流程，身处其中的孩子可以给出一个判断，不过，从私立的中小学学位难求可以看出，公立学校的吸引力并不会因为义务教育的免费性而提高，相反却因为教学上难以满足家长的竞争诉求而被家长放弃，培训机构实际上是弥补了既要读公立学校，又想要提高教学当前成果的家长的需求，家长支出平衡点在于，只要培训机构收费低于私立学校的收费，原则上就可以可以接受的，那么乱收费现象就可以得到合理化的解释，至于说收费与提供培训之间在产品质量上不匹配而导致的家长与学校的纠纷虽然也经常见诸报端，但是这种个体决策既然参杂着对赌形式，就意味着不是监管部门能够解决的问题，当然，收费时间的长短与家庭承担的风险也有关系，收费越长，则意味着单体课时费的价格越便宜，既然培训是刚需，那么价格弹性应该不大，如果正好有了缴费时间长短能够决定单次课程的价格有议价空间，理性的家长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培训机构当然也知道这点，所以，现在制定了一个不能收取超过三个月的费用，看似在为家长考虑降低商家跑路的风险，实际上却提高了家长的单次课程的支付成本。至于培训机构的硬件环境必须达标的问题，是出于安全考虑，不过这种挤出效应会更加明显，因为消防是人所共知的，消防要求让很多机构望而却步，要么干脆因为门槛太高而选择不要进入这个行业，要么干脆就躲起来悄悄发大财，或者就是让位于拥有源源不断资源的大学老师，中小学老师。至于超前教育的标准是国家制定的教学大纲，实际上这种教学大纲属于一种量产式的大纲，其目的是在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到大学教育的整体框架下，以考试选拔为形式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既然如此，标准的制定必然是有所限定的，内容上仅仅限定在高考的考试科目上，如果说大纲的合理性在于多年统计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一种普适的教育特征，那么先前的少年班无疑是对于这种普适性的一种嘲讽，而奥数等等的学习必然是超纲了。还有更大一部分是不在这个教学大纲之内的，比如编程，音乐，美术等等，这些的标准是否也在酝酿之中？如果标准出台以后是否也意味着可能的一刀切？不得而知。
最后，我们可以畅想一下这些制度得到严格执行以后的结果。教师资格证变得值钱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教师资格培训行业的兴盛，毕竟国考通过率只有30%，而教育心理学或者教育相关的知识体系并没有那么大的争议性，反而是一些确定性知识，通过这种考试筛选出合格的教师也是一种对于行业的规范，教育机构本着生存优先的原则，招聘具有这种证书的人员，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成本，但是长远来看，随着拥有这种证件的人员的增多，成本会随着合格的劳动力的增多而降低。另一方面，短期甚至是长期来看，个体就业者会增多，因为从业门槛的提高，会永久性的挤出一部分机构或者个人，这些人要生存，他们不再去树大招风的地方明目张胆的违法，而是通过与学生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情感纽带和学生在自我层面上对于这位老师的认知，让学生客户跟着他们走，国家层面的好心并不能让家长“警醒”，反而觉得是多此一举，这种状况会一直存在。限定预收三个月费用的做法影响并不大，机构会通过各种方式有效的规避这种状况，毕竟很多机构的财务报表并没有那么正规，反而对于正规机构的扩张会带来负面影响，缺少了预收费用，在财务规划上必然会捉襟见肘，那么正规企业或者机构会面临发展的乏力，在需求不减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更多的非正规机构的产生。
因而，这种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从国家教委来看，也许式担心培训机构的泛滥会对未成年人教育产生影响，从而提出以行政管理的方式进行规范，然而，一个中央的政策犹如一个重磅炸弹，要作用于整个国家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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