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写了本《王安石传》，据林语堂的说法，梁任公这是意欲给王安石翻案。但是，翻案之说，恐不妥当。关于王安石，历来毁誉参半，称颂者有之，抵毁者有之，就是宋史作者也未对他盖棺定论。既如此，也就没有翻案一说了。
但凡历史人物，多少都有些争议，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丰功伟业愈大，则争议就愈多。据说武则天的墓前立了一块无字碑，其本意是让功过留给后人评说。她算是知晓历史真昧，嘴长在别人身上，怎么说都是他们自己的事。
历史的真实绝非非黑即白、忠奸立辨的，好的文学亦复如是。京剧脸谱把人定格化，正邪两明，这属于通俗文学，有点像小孩子看故事书。真正伟大的文字都具有两面性，抑或说多面性，对其中的人物也应该同情式的理解，设身处地的想象。没有人绝对的对，也没有人绝对的错。人都是半善半恶，一如《红楼梦》里的人物。这是闲话，此处不论。
再说回王安石，众人皆知，此公以锐意变法闻名于史，而他的老对手司马温公，以反对变法为人所知。要说此二公，孰是孰非，恐难有定论，但二公忠奸与否却可当下立辨。要说二位秉性，绝非大奸大恶之人，都可谓铮铮铁骨，在私德上堪称典范。即便如此，二人却水火难容，细说其来，也就是政见上的不同，除此，便无其它。要说二人主政，皆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断然是不能服众的。
王安石与司马光人品上都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是二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事实上他们又都是对的，结果弄得水火不容。这个世界向来如此，岂不怪哉？于是你会看到，真正起冲突的，绝非一对一错之人，而是双方都对之人。这才是吊诡之处。
二人均看到当时宋廷的弊病，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司马光略显迂腐，未有实际可操的方法，基本上是喊大道理。王安石有方法，可操性强，结果弄得民不聊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问题。王公当政时，司马公不得不回避。司马公当政时，又一股脑儿地把王公的政策全盘否定，说到底，都有点意气用事，真正认真思考、谨慎度事的时候几近于无。总体说来，两位脾气都大了去了，一样的执拗。
但二位却又光明磊落，王安石过世，司马公已重病缠身，下不了床，他吩咐当时的副宰相吕公著对王安石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只此，足可见温公光如霁月，真君子也。王安石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苏轼的父亲骂王安石，写过一篇有名的《辨奸论》，对王安石的批评豪不客气。待到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已罢相位闲居江宁的王安石听说后连忙上书神宗皇帝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据传，这句话至为关键，救了苏才子一命。
待到苏轼被贬，过道江宁，王安石热情地接待了他，与他一起畅游数日，谈古论今。待苏轼别后，王安石慨然言道：此种人物，不知几百年之后还能再出一个否？言语之中，对苏氏无限景仰，惺惺相惜，溢于言表。
三人同逢圣世，秉性各异，个人德性又都灿然如炬。虽主见不同，又不妨碍彼此之间真心倾慕。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不过如此。
可令人叹惜的是，几人在政见上的不同，本可调和，但正因为每人均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又变得刚而不让，愣生生造成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之势。倘若不是每个人都是道德完人，事情是不是就可以缓和了呢？这谁说得准呢？
以德为纲，恐也非善事，李某迪一事，大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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