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听了两封信，有些触动。其一是吴聪灵写给范忠美(所谓汶川大地震里的“范跑跑”)的道歉信，选摘如下。
“我把活成一个对的人、一个好的人，看作是比活着本身更重要的事。(笔者:人只有不作恶的义务，没有一定要做对做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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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善的渴望力量大到失去理性时，就这样转成了对“不够善”的恶意批判。(红卫兵的理想也是对善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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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只要你错了，我就有特权代表社会，代表善的与正确的，怀着“规范社会道德建设、教育和影响更多人”的目标，来攻击毁损、否定批判你，占领着道德制高点，理直气壮地践踏着您的尊严。(我们为什么要人权，很多次说起舆论暴力对人基本权利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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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谁的生命是要么全好，要么全坏？那又凭什么因事对人，来树立高尚者膜拜，或是创造一个卑劣者将之打倒？(为什么还是非黑即白的是非观，就因为它简单吗？它粗暴的碾压过多少的人。)”
这些道歉都敲在心头。我们对范忠美要求他为教师道德赴死，但是法律没有这的，我们的行为本质上同宋明对被迫失节妇女的道德迫害无差。
对理性的坚持，对人之为人的尊重，和人维持生命的基本权利，这些不正是文艺复兴后一直提倡的价值观么。
其二是蔡琴悼前夫杨德昌的公开信《让他活在我的歌里吧》。
我感谢主让他在生命结束前，是与他的最爱在一起，我抬起不停涌上泪水的眼睛，坚定的告诉上帝：我可以站起来。
我深深地感谢上帝，让我与他轰轰烈烈的爱过。我安静地，肯定地用手抚摸着架在圣经中的小十字架。闭上眼，再感受一次这曾经的爱情。一次比一次平静，一次比一次勇敢。
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了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
(我感觉到一份平静公正的宽恕，那是基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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