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走进病房坐在向前床头，向前急切地问：“老板怎么说？”
“你的卡里还有多少钱？要不你先垫付一下，老板说现在公司财务也挺紧张。”停顿了一下队长又说，“不过你放心，这笔钱公司一定会还你的，暂时垫付，暂时垫付。”
向前扭过头，双眼绝望地盯着天花板。“我的工资卡对我就是个快递中转站，刚发工资就被我转移到我女儿的卡里了，这你是知道的，每月剩余的几十块零花钱，也都被我用来买书了。现在哪里还有钱呀！”
“要不给你家打电话，让家里想想办法，毕竟看病最要紧。”
“我现在哪里还有家呀！我都离婚两三年了，现在女儿就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向前一说到女儿，队长像突然间想起什么似的冲向前说：“对啊，你可以让你女儿在学校里想想办法呀！让同学搞个募捐啥的。”
“你可拉倒吧！她们都是学生哪来的钱？这事你千万不能让我女儿知道。不过。”向前停顿了一下说，“说到募捐我想起来了，昨天《北京日报》的记者不是说今天还要过来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于他们的平台搞一次募捐。”
向前的眼里又重新燃起希望。
队长一拍脑袋说：“对，对对，我怎么把这茬儿忘了，他们还说你的这种情况可以申请见义勇为奖。如果有了这个奖，说不定你的医药费就解决了。”
望着向前期待的眼神，队长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祈祷厅长的触角不会伸到媒体。不会伸到《北京日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队长和向前老农祈雨般期待着《北京日报》的记者们。他们望眼欲穿翘首以盼，没有等来记者，却等来医院的停药令。
中午十点多钟，一个护士来到向前床头，粗暴地把正在输液的针头拔岀。向前和队长都请求护士好歹把这两瓶输完了再拔，护士爱答不理地说：“本以为我们救了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谁知道，哼！”
护士的一个字“哼”像皇帝的一道圣旨，彻底否定了向前见义勇为的行为，好像向前才是那个打人者。这让向前万分脑火，你可以打我，可以不赔偿我，但你不能侮辱我。
向前对队长说：“把你的手机借给我用一下，我要亲自问一下派出所，怎么现在我倒成了打人者了？”
队长说：“你还是躺着吧，让我来说。”
向前坚持说：“还是我来说吧，有些情况你也不太了解。”
队长拨通了派岀所的电话，然后把手机交给向前，向前用乞求的语气说：“现在医院已经停了我的药，你们调查清楚没有？我的医药费啥时候能到账？”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们的性质基本上可以定性为互殴。也就是说，双方谁也不用赔偿谁。”
“什么？互殴，你们调查过路旁的监控吗？你们有证据吗？”向前气急败坏地质问。由于过分的激动，受伤的胸部开始疼痛，向前一手拿手机一手捂着胸部。咬牙与病痛抗争着。
“我们当然做过调查，路旁的监控器坏了，而那个环卫工人可以作证，是保安先动的手。”
“哪个环卫工人？是那个被打的环卫阿姨吗？”
“对呀！要不然还能有哪个？”
“绝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她被欺负，我去帮助她解围，她反过来指控我，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
向前放下手机，满身的疼痛让他流下了豆大的汗珠。
向前休息了一会儿，自言自语说：“我有一种预感，今天《北京日报》那些记者肯定不会来了。看来打人者背后的靠山不小那！他能够让媒体闭嘴，让派出所沉默，让被打者做假证。”
“不会吧！打人者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可能让媒体说假话吧。”
“权力面前没有什么不可能，连那保洁阿姨都恩将仇报，还有什么不可能的，看来我今天遇到麻烦了，大麻烦。”
正如向前所说，他们等了一上午，也没见一个记者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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